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所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于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围绕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在政府转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上述研究领域，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本，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主笔或主持研究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本，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服务业市场垄断待破除

　　中国证券报：当前市场化改革最需要关注哪些层面的问题？

　　迟福林：对于市场化，应关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反垄断，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只有打破垄断，市场化改革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服务业开放。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六年里，能不能够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不仅决定中国能不能化解短期的经济风险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突出矛盾，而且对中长期经济新常态或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三是建设法治政府。今天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梢运担这是对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三个基本性问题�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在市场化改革中，关键是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迟福林：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市场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有三个目标很重要：一是要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发展服务业和发展重化工业不一样，它需要中小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关键在于激活社会资本。

　　二是要破除垄断。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需求最为迫切，事关民生的改善。但现实是，我国制造业、工业的市场开放程度很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还远远不够。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医疗还面临限制，平等竞争的格局远未形成，社会资本还没有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服务业市场公平竞争、平等竞争的基本格局尚未形成。

　　三是服务贸易要成为对外开放的重点。我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12.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的服务贸易比重，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对于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还比较小。争取到2020年服务贸易占比达到20%。

　　这三点要成为服务业市场开放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中国证券报：近年来政府陆续出台了发展服务业的相关政策，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最近一年多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例如9月12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个部委出台了关于发展服务业的相关规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等行业；海南等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优先进入健康服务业的相关政策，这是一个进步。

　　但目前服务业开放还面临很多问题：一是服务业市场行政垄断的格局尚未破除；二是社会资本进入服务行业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三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还比较低；四是服务业发展还存在着制度结构的矛盾；五是发展理念尚未有根本性转变。从国际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对外开放已经从一般的制造业领域开始转到服务贸易领域；从国内看，居民的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内外环境变化要求政府要作为公共服务的主体，这就需要发展理念的转变，要切合服务业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证券报：服务业市场开放涉及服务定价的问题，怎么看价格体制的改革？

　　迟福林：提及价格体制改革，不能就价格谈价格。

　　首先，目前水电气价格改革正在逐步放开，但要素价格市场化还远远不够。在价格放开的同时需要有相应的措施，比如对于低收入者要有相应的补贴。我认为价格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与形成服务业市场开放相适应的价格体系，即如何确定服务市场定价问题。其次，价格放开就是要形成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第三，最重要的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可能大大减少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促进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

　　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中国证券报：提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何建议？

　　迟福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这两年政府转型中的亮点，虽有进步，但还很不够。一是购买服务的领域还比较窄。二是购买公共服务前提是市场主体是平等的，如果还都是事业机构承担着，还是行政垄断，这种购买公共服务很难做到促进公平竞争，这一套微观机制需要再造。三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需要规范化、公开化，要受到社会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服务价格是在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证券报：当前政府对自身机构改革力度较大，并提出需进一步简政放权，如何理解政府权力分配方面的这种转变？

　　迟福林：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放权、分权、限权。

　　第一步要解决的是放权的问题，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简政放权仍然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主线，现在放权到了关键时候。

　　第二步是分权。中央提出行政范围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现在有些专业部委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决策部门，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管理资产及其下属单位上。下一步，在分权基础上，要对行政权力结构进行改造，要按照中央提出的行政范围内的三权分设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深化政府转型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更相适应、更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并有利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第三步是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约束权力、法律限定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找到限权的有效路子。

　　中国证券报：包括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在内的各地改革亮点颇多，怎么看待这一局面？

　　迟福林：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改革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现在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必须强调地方的试点、地方的创新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比如上海自贸区的实践经验，其“负面清单”管理起到很好示范，可复制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上海自贸区在服务业开放领域上有新的探索。

　　在市场开放方面，金融是一个重要领域。目前金融垄断的格局并没有完全破除，大中企业、国有企业占有大量信贷资源。从这个现状出发，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关键是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现在这方面步子太慢，顾虑太多，远不适应中国服务业开放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从数据上看，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为45家，发展中国家平均是25家，中国只有9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远不到位。

　　中国证券报：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有多大意义？

　　迟福林：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应适用于改革企业结构、搞活实体经济，有助于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难，也有利于各种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目前金融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我们看到，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态兴起，正是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凸显了中小企业庞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场化，要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上。

　　第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目的是和服务业开放相适应。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过去强调发展大中型金融机构，是与做大经济体量、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目标相适应；现在发展服务业，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如果不发展消费性金融，不发展面向中小企业、面向服务业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会受到制约，高利贷等民间借贷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利益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中国处于“二次转型”时代这个概念？

　　迟福林：中国现在正进入又一次大转型时代：第一次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大了经济总量，使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第二次转型就是当前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目的是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具体来看，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反映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等全面转型的大趋势。在我看来，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转型涉及的面更广、更深刻，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三十年更有决定性影响。

　　在第二次大转型中，关键是要在2020年之前的六年里走向服务业大国，使服务业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能达到55%以上，而且对经济增长贡献能够达到50%以上，吸纳就业率也能达到45%-50%，初步形成服务业大国的格局；然后再用10-20年时间，从服务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强国。

　　中国证券报：在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应该如何判断趋势，抓住机遇？

　　迟福林：首先要看到大趋势，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走向服务业大国，我们也在逐步进入消费新时代，未来大趋势下需要抓住机遇，推进相关的转型改革。我认为，“十三五”改革的总思路就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为目标，以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线。这样才能适应大转型时代全面改革的总体需求。

　　这一阶段的改革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并积累更大风险，需要转变。二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更具深刻性。比如服务业的发展涉及到人和人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和政府角色转换。三是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十分强。如果转型成功，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服务业开放有一个新的格局，就可以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新常态、公平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可能就会陷入更大的经济风险甚至社会风险之中。

　　因此，2020年是经济转型的历史节点，标志就是能不能初步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能否成功的关键则在于，适应这个大趋势推进全面转型和改革。

　　中国证券报：能否这样理解，如果没有做好理念上的转变和全面的开放，改革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迟福林：没错，改革一定要认清大趋势，中国已经走过了做大经济总量、政府主导增长方式的阶段。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和人口城镇化的新时代，国民需求从物质需求转向服务需求，工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认清趋势，才能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这势必涉及改革和转型，涉及更深刻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大趋势的转变必然要求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理念需要变革，因此我们倡导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重视中小企业。如果理念上没有转变，我们就可能错失发展机遇而陷入被动。

　　中国证券报：大家都在说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所谓“攻坚”体现在什么方面？如何攻坚？

　　迟福林：我们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36年后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样不仅能将13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而且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中国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通过改革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就能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到了今天，所有的改革都面临固有利益关系格局的掣肘，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比以往要大得多。要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能不能打破利益关系，政府能不能对自己动刀子，从而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目前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点，不能再拖延下去，否则改革很难推进。

　　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顶层推动，要有高层次的统筹协调。在涉及利益调整和权力结构调整时，统筹考虑利益关系调整，拿出具体办法，这一点特别重要。行政体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和人员数量的增减，实质上是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凡是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改革都是最难的。

　　“一带一路”引领区域一体化

　　中国证券报：近期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珠西经济带等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如何看待经济带规划出台的意义和效果？

　　迟福林：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国需要加强和周边国家联系，加强对外开放。我认为，区域一体化真正的战略是“一带一路”。在这个背景下，每个区域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发挥各自区域的优势特点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比如海南岛就应该成为南海合作基地，率先建立“岛屿-海洋经济体”；西北可能会成为丝绸经济带。此前我去甘肃调研区域经济发展，建议可以在两方面重点发展：一是矿产资源下的自由贸易进程，因为甘肃矿产资源做得很好，矿产资源的加工贸易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二是继续以敦煌为重点的国际化旅游产业。当然，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还是开放，过去作为开放末梢的城市，现在应该成为开放的前沿。例如，云南成为开放的前沿，不仅有利于云南在区域经济中获取新的增长动力，而且也有利中国实施服务贸易，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从而在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化中，使中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证券报：当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需注意哪些问题？

　　迟福林：首先，一定要从各个区域的特点出发，确立它们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其次，要更注重服务贸易的开放，服务贸易的开放可能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主要的推动力。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既是我国转型升级的需求，更是中国市场连接区域市场、连接全球市场的一个新亮点。第三，由于各个区域特点不同，在支持不同区域对外开放方面应该采取更大胆的措施，强化区域在客流、物流、资金流的互连互通。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有自信在开放的步子上迈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