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地方政府债务解决可谓动作频频，继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预算法》以及更早前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后，由地方债务风险倒逼的“地方债务管理新规”(简称43号文)也随之出台。在现行财政体制框架下来看，导致我国政府性债务扩张的制度根源并没有根本消除，如何理清“隐性债务”是存量债务处置的关键。

　　“43号文”一大“亮点”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明确“不兜底”，从目前对地方债务处置思路，以及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不难发现，对地方债的管理，仍要采用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财政工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救助”仍是一大难题。

　　我国已经形成 “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隐性担保体系。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从过去的直接支持转为担保或隐性承诺，这些担保或承诺并未被纳入政府预算收支，但却是一种隐性的预算外开支或责任。近年来，地方政府又通过城投公司、影子银行以及其他渠道，担保各种贷款与债务，形成了大量的隐性债务和赤字，这些隐性债务都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体系当中，仍然游离在政策监控范围之外。

　　按宽口径测算，我国政府性债务规模庞大且隐性化特征十分明显。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政府隐性债务与显性债务保持基本同步增长。截至2012年6月末，82.7万亿元的政府性债务中，显性债务余额占10.2%，隐性债务占89.8%，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正成为中国面临的中长期风险之一。

　　日前，清华大学公共经济、金融与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以及“2014年289个城市财政透明度排行榜”显示，在政府性债务的公开上，只有14个城市公布了相关数据，而且绝大部分政府性债务由市区县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承担。

　　由于利益冲突和体制原因，隐性债务使用存在透明度低、专业性差和行政干预的问题，监管上存在口径不一、统计信息缺乏和管理分散等问题，无法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常规统计、监测、评估和控制，难以全面掌握政府性债务真实情况。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地方债务。各地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无从知道，负债规模也就难以统计。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包括三大类：一是地方国有企业亏损缺口。近年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但国企改革中仍存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地方政府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有增强趋势，国有企业整体效益和财务状况直接影响政府性债务的形成。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债务。如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项的债务、集资形成的债务、回购融资债务、信托融资债务。三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资金和住房公积金等方面存在的欠账，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及其处置形成的债务等。

　　守住监管底线，通过市场化途径引导风险释放，打破地方政府“刚性兑付”就成为必然。虽然在体制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负所有责任，但在经济层面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处于由中央主导的经济分权进程中，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较充分的经济发展自主权，目前地方政府在事权上有一定的独立事权，所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可以不承担全部责任，所以这具有体制性的合理性。

　　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违约 “不救助”、“不兜底”，必须从体制上切断这种信用担保链条，彻底改变以往暗箱操作为特征的债务解决方式。笔者认为，对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的前提是切断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救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偿债能力和信用基础。较为成熟的债务监管体制，都对债务有着透明度要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地方政府债务报告制度，地方政府必须将债务规模、举借数、偿还数、利息等信息完整披露给公众。下一步需要通过完善政府隐性债务的会计核算、统计报表和审计监督，建立政府性债务规模控制及风险预警机制，定期监测评估，动态掌控政府性债务扩张节奏和风险敞口，公开政府性债务信息，进而促使市场化债务承接清算退出，以及为刚性兑付埋单。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