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国5A级景区门票价格大多已过百元，部分甚至超过300元，占居民月收入比例远远高于国外景区。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本期观点：摆脱“门票依赖症”，关键在于激发地方政府主动性。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再这样下去，连徐霞客也会变成宅男的。”这是网友针对连连上涨，纷纷突破百元大关的全国旅游景区票价的调侃。对于公众非常关心的景区门票价格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彭福伟昨天表示，2012年门票三年不得涨价规定解禁之后，许多景区集中涨价，三年不涨价变成了三年必涨价的局面，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5A级景区中门票价格大多已过百元，部分甚至超过300元，占我国居民月收入比例远远高于国外的景区。

　　该如何改变现状？国务院近期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利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以及景区内另行收费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项目的价格，要实行 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要充分体现公益性，严格控制价格的上涨。

　　政府指导价如何制定？怎样在景区门票定价中体现公益性，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实的情况是，我国景区基本上是管委会体制，以自负盈亏为主，即使有政府补贴，占比也很小，“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基本上成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地过，留下买路财”的现代版。而景区经营者的涨价理由一般是资金投入大，成本高。但成本高的原因往往是景区不但承担了自身经营的成本，还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经营者的门票收得多，地方政府的收入自然水涨船高。所以，要让景区经营走出“门票依赖症”的怪圈，关键还在于激发地方政府的主动性。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将至，全国各景区又将迎来旅游高峰。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今年国庆节黄金周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入有望创下4.8亿人次、270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这其中大部分游客参与的都是自然资源景区和历史文化景区，这种本属于公益性的机构靠收取高额门票并非长久之计。

　　戴斌：我想过去来看中国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大众旅游发展初级阶段，主要是以观光旅游为主体，观光旅游很大一块是指向自然资源的景区和历史文化资源的景区，包括宗教寺庙这样一些文物的场所，而从国际惯例上来看，这样一些机构往往是要作为公益性的机构对外开放的，那么如果通过收取门票的方式来维持发展，跟国际惯例上去相比较是不吻合的。第二是跟我们当代广大游客的诉求对门票价格过高，特别是利用公益性的资产资源和那些本来不应该感觉到有商业化的资源来去开发旅游，实际上一直是有诟病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改良的模范，2002年，杭州西湖进入免票时代。根据杭州市旅游委员会统计，西湖实行免票的第一年，杭州市的旅游总人数不到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94亿元；而在2011年，旅游总人数达到近7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1191亿元，是2002年的4倍。门票免费，吸引大批游客到杭州，带动了杭州市餐饮、旅馆、零售、交通等周边服务行业。但十几年来，西湖模式却一直难以复制。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刘思敏对此解读。

　　经济之声：杭州西湖景区免门票的方式带动了周边的服务业，这种方式为何难以复制？

　　刘思敏：因为它没有可复制性，这个观点我必须斗胆说出来。我也在很多场合发文章指出，包括在旅游期刊发表学说，杭州西湖的免费模式实质及其可复制性分析，实际上从根本上杭州西湖模式用来讨论门票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美丽谎言。因为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净寺、雷锋塔、岳王坟等等这些外地游客非常愿意去的著名景点都在西湖边上，而且归西湖风景名胜区管辖，但是它们都收门票，而且门票很贵，从来就在收，何来西湖免费？西湖有围墙吗？西湖没有围墙你修不了围墙，你怎么收费？第三，它所谓的西湖免费实际上在2012年的时候，杭州市政府把西湖边上的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那几个城市公园给免费了，这几个城市公园并不是西湖的核心价值所在。

　　经济之声：即使说这个杭州西湖景区免门票的方式难以复制，但是来探讨一下，我国旅游景区目前的票价制定机制是怎么样的？景区涨价需要走哪些程序呢？

　　刘思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改革开放初期，旅游业发展的时候有了需求，但那个时候没有人来投资景区。所以，国家出台的政策是谁投资谁收益。现在解决真正的问题之道就在于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推行国家公园体制，才能把这些新的重要的全国人民更关注的景区的门票问题彻底解决了。换句话说，是要由中央政府来对这些重要景区的建设和维护的费用提供买单，在这个落实的过程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它信息透明，成本公开，确立一个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门票形成机制。而同时这个审批不是由地方政府来自由审批，而是由中央政府来审批，才能保证地方政府可以有利可图，但不能牟取暴利，一定要有合理的利润。因为毕竟目前来讲，尽管它的资源是全民性的，但是这个资源转化成产品是需要投入的，而这个投入目前是在地方政府承担的。所以它如果不牟取利益的话，就不会有投资和管理的动力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肯定不能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也不能完全一味让它免费来决定它的价格，这也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我主张是要仿效上市公司，按年度公布，经过第三方审核的财务报表，然后由中央政府根据这个报表像我们股民看年报一样，然后决定自己投不投资，决定它该涨价还是降价，这才能解决价格形成的公平性。

　　经济之声：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那么另外国外的经验能不能学习呢？我们看到可能在国外会有一些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经费的拨款，还有一些经费是会由社会团体，基金会或者是私人捐赠，这样的模式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吗？

　　刘思敏：当然有启发了，实际上我们中央决定要推行国家公园体制就是受到这样的启发。因为像美国的黄石公园，我们经常用来跟九寨沟、张家界对比。真正的国家公园就是由美国的联邦政府对它的经营管理开发的成本兜底买单，而我们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成本的，这是最根本的区别。而且，由中央政府请全国人民的客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地方政府来请全国人民的客，这个合理性就不够强。当然它牟取暴利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国外的体制是由中央政府来兜底买单，同时鼓励社会力量的赞助，也鼓励资源的参与，事实上就是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