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剑平接受专访 记者 王泽彪摄

　　记者: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在哪里“常”在何处?

　　范剑平:所谓的新是相对于过去的旧。我想新常态的“新”是指一种科学协调发展的状态,“常”指不是一个靠刺激政策刺激出来的短暂表现,会有一个平稳持续的状态。

　　第一,新常态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换档以后一种可持续平稳发展的状态。和过去相比,速度要稍微低一点,这可能是大家最容易直观表现出来新常态的特点。

　　第二就是在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我们过去过于强调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作用,那么未来虽然投资仍然是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消费的作用会比过去越来越强,投资和消费一强一弱的现象,慢慢的会变成“两个齐头并进”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第三,过去我国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时候,外需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而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外需的增速也会逐渐放缓。因为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你再要想保持很高的速度不可能。同时,增长动力更多要来自于内需,所以中国经济的这种内外协调,会有新的表现。大家可能感觉到了,过去我们大量吸引外资,但对外投资很少,现在进出口越来越协调,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个数字越来越接近,未来对外投资的金额可能会超过我们吸引外资的金额。

　　我认为中国经济科学、协调、平稳、持续的一种发展状态,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追求的新常态。

　　记者: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济增速将维持7.5%左右中高速运行。这个增速是如何判定出来的?

　　范剑平:大家最近对新常态的讨论,速度讲得多一些。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降到7%到8%,就有很多人不适应,把这个时期理解为经济困难或者不景气。但是总书记讲的新常态,就是说高速增长一去不复返,中高速就是新常态。

　　一般来说,很多国家在现代化初期,比如低收入阶段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有那么一段或长或短的高速增长期。但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会进入换档期。比如日本,1956年到1973年,那时候日本年均增长9.8%,年均超过11%。从1973年到1991年,速度也只有4.3%。韩国也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年均增长9.7%,从1997年到现在,年均增速只有4%。这个换挡期是从高速档直接切换到中速挡。

　　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时间,中国的年均增速是9.9%,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中国是不是和日本、韩国一样,直接进入中速挡期,从9.9%直接换到5%。但是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政府请来很多专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还会比低速档高一个档位,也就是7%到8%的增速。这是由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的。

　　我们研究世界200多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发现经济增速有三个规律:第一、投资主导型的国家,增长速度一定快于消费主导型的国家。第二、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一定增长速度快于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第三、有出口竞争力的国家可以内需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增长速度一定快于没有出口竞争力,仅仅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

　　拿这三个规律来说,一方面中国虽然开始从投资主导型逐步向消费主导型国家转变,但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的储蓄率还将高于30%(注:通常把储蓄率高于30%的国家成为高储蓄型国家),高储蓄率意味着我们有很强的投资能力。另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GDP水平折合成美元才6767美元,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13000美元水平相差一倍,同时还有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因此中国有足够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空间,在这十年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还会非常强。

　　再从区域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地区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制造业总量超美国。但随着劳动力成本升高,制造业在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减弱,通过产业升级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过去更多依靠资源输出,包括煤、矿石、农产品,但现在我国把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放在中西部发展。因此,短期内制造业的经济拉动作用仍不可小觑。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未来十年维持在7.5%左右应该没有悬念。但是在不同经济周期,左一点,右一点都有可能。如果遇到国际形势不好或者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可能只有6.5%。如果形势好,国内各方面也很顺,回到8.5%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必要太机械,这也是考验我们的平常心。但是保持平常心也不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就不重要,我们要追求的是和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

　　记者:“GDP和就业的相关性”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旧常态下,有一个说法,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800万人就业。那么新常态下,这种计算方法是否还科学?GDP和就业、就业率三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范剑平: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所谓弹性,是一个经验数据,而且这个经验数据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比如2013年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但人保部定的就业目标是900万。实际上去年的经济增速是7.7%,但城镇新增加的就业人数超1300万。经济增速比目标高0.2百分点,但就业增加了400多万个人,

　　今年人社部说,去年保守了,今年大一点,1000万。结果上半年我们GDP增长才7.2,但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30多万,如果考虑到下半年我们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增速会比上半年更快,所以全年新增就业人数有可能超过1400万。这就说明原来的弹性系数可能在新形势下,已经有点保守了。这里面有两个大的背景,关于我国的就业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现在的就业形势好于预期。虽然中国劳动力总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我们每年要新增好几百万的劳动适龄人口(注:在联合国劳工组织统一的国际标准,　劳动适龄人口是16岁以上、65岁以下,也简单称为劳动力),但由于人口老龄化,2012年出现了历史拐点,我国劳动力总量历史上第一次减少345万,从2012年开始以后的30年,中国将每年净减少劳动力几百万人,2013年统计出来244万,今年可能减少劳动力总量接近300万。这使得我国劳动就业领域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过去说中国是劳动力供过于求,找工作难,现在劳动力供求已经基本平衡,反而出现了所谓的招工难,局部还有供不应求

　　另外一个因素,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过去依靠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的时候,因为制造业资本供求高,每一个劳动力就业,不是发套工作服就可以了,还要发机器设备,因此它所需要GDP的增量和增长速度就会比较高。然而如果服务业解决1000万个就业岗位,,它对GPD的增量和增速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出现了“经济增长降到7.4%,就业和就业率却仍在增长”的原因。

　　记者:今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截止7月底,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半数放松限购,甚至曾经的限购大省成为松限大省,楼市“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中国楼市问题是否会引爆地方债、金融等风险?

　　范剑平:中国的房地产现在的变化,应该说是一件好事。过去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发高烧状态,过热了。现在房价出现调整、降温,是一个退烧的过程,是从一个不正常到正常回归的过程。发高烧表现在全社会资金过多流向房地产,如果钱流向房地产是作为买房子,就会造成房价过快上涨,房价涨,房地产暴利,钱又进入房地产开发,恶性循环,造成一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

　　应该让市场来调节房价,有涨有跌。对于近期出现的房价波动,我们也要保持平常心,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因此,我支持放松限购限贷。当初如果别的条件成熟,我们本不应该出台限购限贷这种行政性的手段。但是由于房产税没能出台,房屋信息无法联网,而房价又涨得很快,迫不得已,出台了限购限贷政策,这本身就不是常态。

　　我认为取消限购限贷以后,没有政府行政调控手在里面搅和以后,市场自己能够充分调整。虽然我们说一部分房价过快上涨,具体到每一个城市,谁也没法能判断快了多少,只有市场可以回答,这个市场必须是政府不干预的市场。

　　但是房价调整肯定会波及到其他行业,银行、信托公司,甚至地方债务。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过去我国金融业具有垄断地位,在和房地产打交道的时候,把风险转嫁了。但影响是可控的,不至于引发金融危机。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您对经济方面的改革印象最深?

　　范剑平:简政放权,取消一些审批权限。应该说目前推进比较多的还是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国务院的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批取消或下放。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限制政府权利,甚至把权利关进笼子里的良好开端。如果这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能朝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讲的“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方向发展。我相信到时,企业自身就会有活力。每一个企业细胞都有活力的时候,政府也不用像现在这么累,一天到晚为了百分之几的GDP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