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马志刚

　　嘉 宾：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吕 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许 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何建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2015年中国经济年报已经“出炉”，在6.9%的经济增速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怎样的运行状况？投资增速降至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外贸出口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是否真的印证了某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本报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为您带来专业而理性的分析——

　　增速下行

　　主持人：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5年的全年主要经济数据，经济同比增长6.9%，这是我国自1991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速。如何看待高增长后的经济增速下降现象？

　　陈昌盛：从历史经验看，高增长后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自然现象。对于后发追赶国家，经济增速在经历一个高速增长期后，随着后发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速都会趋缓。当人均GDP达到中高收入并接近高收入水平的时候，经济增速就会出现明显放缓。而且从多数国家来看，一旦进入减速期，经济增速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回落，通常增速会下降40%到50%，东亚的日本、韩国都是如此。我国当前正在经济增速换挡期，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累计降幅低于同期日、韩的降幅，2012年至2015年4年增速分别为7.7%、7.7%、7.3%和6.9%，年度降幅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大大减缓了经济增速换挡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对大国经济而言，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每个百分点代表的增量和以往大大不同。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已达到10.8万亿美元，2015年1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

　　看待中国经济减速，需要放到全球低增长、低通胀和高负债大背景下。当今的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做到独善其身。从与世界平均增速的关系看，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速的弹性并没有明显下降。自1991年以来，全球平均经济增速为3.6%，我国平均增速为全球经济增速的2.7倍。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3.1%，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持续下行，仍为世界平均增速的2.3倍。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在占全球GDP82%的前25位经济体中，我国经济增速仅略低于调整核算方法后的印度的增速。在我国经济减速的同时，我国经济总量、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占全球的份额都保持上升态势，表明我国总体竞争力没有下降。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随着美联储加息、大宗商品大幅走低和我国经济转型调整，2015年国内国际金融市场都出现了较大波动，我国经济经受住了股市、汇市波动的考验，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总体态势。

　　当下，国际上仍有对中国经济数据质疑的声音。一些人提出，中国经济增速存在虚高，实际增速仅有6%左右，甚至5%左右或更低。他们的依据大致为三类，一是根据中国能源消费与GDP的历史关系，二是根据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实物量(或综合指数)与GDP的关系，三是根据各种编制的经济同步指数与GDP的关系。这些数据校验的方法，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校验的结果会大打折扣。

　　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结构出现了不同以往的转折性变化，比如钢铁生产出现2000年以来首次负增长；水泥产量出现1990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发电量和用电量出现了1978年以来首次零增长；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服务业首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产业等，这些都是不同以往的重大结构变化。过去，我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度很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预测GDP增速，但当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大幅度下降时，这种方法自然也需要调整。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U”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GDP能耗会明显上升，当发展到工业化后期，单位GDP能源消费强度则会下降。在倒U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GDP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U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

　　特别是，在我国工业领域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背景下，钢铁、煤炭、建材、水泥、发电等都存在产能利用率明显不足的问题，如果仍沿用过去的方法，用这些基础工业的产品产量来检验我国经济增速，得出的结论会更悲观。例如我国41个工业产业整体利润为负增长，而亏损主要来自煤炭、黑色金属开采、油气、钢铁、有色、建材等六大行业，扣除这六个行业工业整体利润仍为正增长。如果再沿用钢铁、煤炭、水泥和发电量合成实物指数来检测GDP增速，得出的结论就会明显偏颇。正是由于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目前部分研究给出了质疑中国数据的结论。如美国企业联合会用工业实物量，花旗银行以铁路货运量、发电量和银行信贷余额增速3项指标合成的指数和工业产值数量等来检验我国GDP增速，得出我国GDP增速仅5%左右的观点，都存在同样的逻辑和方法问题。

　　由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任务艰巨，2016年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取得实效，则“十三五”前期经济运行有望逐步趋稳。其实，增速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问题的核心，最重要的是看就业稳不稳定，收入增不增长，企业盈不盈利，国家是否有税收，环境是否能改善。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过了追求数量的阶段，重在提高质量和效益。只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改善，才能让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

　　投资放缓

　　主持人：

　　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10%，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增速回落？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许伟：这一轮投资增速回落，已经持续了大约6年的时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衰退性下滑，而是我国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律使然。未来投资重点将会转向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供给和民生改善等方面。要进一步释放有效投资潜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关键是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升投资效率。

　　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高投资。特别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出口增长明显加快，住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供给瓶颈不断显现，重化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投资增速一度超过30%。但2013年以后，随着钢铁等重点工业产品的需求陆续接近或达到峰值，房地产多项建设指标出现历史性转折变化，出口增速回归常态，部分传统领域摊子铺得过大、产能过剩的问题逐步显露，投资增速持续下滑。

　　与一般的经济波动不同，这一次投资增速回落，实质是经济发展到了更高阶段的回落，符合后发国家追赶阶段转换的逻辑和规律。

　　2015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转折性变化是消费增速超过投资增速，为本世纪初以来的首次。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外需和投资，而现在正逐步转向更加依靠内需和消费。以前更多的是增规模，未来更要上台阶。结合日本、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在技术水平没有取得革命性突破之前，投资难以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区间。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水平还比较少，目前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考虑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重大民生工程等领域还有不少投资潜力。要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有必要继续增加投资。

　　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传统领域增加有效投资潜力。尽管房地产投资峰值期已经临近，新开工、竣工和施工面积逐步进入负增长区间，但棚户区改造、养老、文化、休闲和旅游地产需求空间还比较大。尽管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下降，但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消费升级和民生改善相适应的信息、停车场、地下管廊、中西部铁路等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少短板；另一方面，新技术、新模式和新需求层出不穷，机器替代人工、研发和信息化投资比重上升、绿色环保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等趋势日益明显，新的投资增长点不断涌现。此外，“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也需要发挥重大工程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

　　着眼长远，当前也是发挥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协同效应、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利时机。一方面，资金成本较低。市场利率水平持续回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降至2.8%以下，政府通过发行长期、低息债券筹集资金，不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总体债务水平并不高。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比重不到60%，适当增加支出，尤其是中央政府扩大项目出资比例，不会产生严重的债务压力。

　　不过，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单纯依靠短期刺激、走规模扩张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关键是加快落实供给侧改革的各项任务，完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

　　一是减少无效投资，优化资金、土地等要素的配置。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退出缓慢，不仅拖累了好企业，而且还占用了信贷资金，增加了金融风险暴露的可能，间接影响了有效投资。需要尽快明确银行呆坏账处置和遣散人员的后续安置办法，扩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过剩产能削减和僵尸企业清理速度。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性干预，降低价格、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扭曲，让要素能够顺利配置到更为高效的领域，避免增加新的无效投资。

　　二是优化投资的外部环境，降低投资成本，增强投资的内生动力。在严格执行安全、环保等法律和标准的前提下，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放松市场管制，激发社会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扩大加速折旧实施的范围和力度，尽快完成“营改增”扩围，禁止征收过头税，降低企业税负，激励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研发投资。

　　三是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引进新的投资主体。除了适当增加重大项目中央的出资比例以外，可以通过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宽准入和打破垄断，鼓励更多民营企业依法进入基础性领域，撬动社会和民间投资。利用今年将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契机，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引入更多竞争性、高水平的投资主体。

　　外贸下降

　　主持人：

　　2015年，中国的外贸出口下降2.8%，是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一时间，对于中国出口竞争力和出口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心四起，出口的疲弱也成为“中国崩溃论”的新证据。该怎么看外贸出口数据变化？

　　吕刚：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情况远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糟，中国总体的出口竞争力在国际上仍然是领先的，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出口就一定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

　　应当承认，过去6年来中国的出口确实在持续走弱。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出现31%和20%的“V”形反弹后，出口增速逐年下滑，2012年至2014年分别为7.9%、7.8%和6%，去年陷入负增长。分产品看，在2014年出口超过百亿美元的27个大类出口产品中，只有6类产品的增速在2015年有所提升，其余21类的增速均出现下滑甚至陷入负增长。

　　不过，一旦从更开阔的视角来观察，就会对2015年的中国出口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首先是和自身比。相较于2009年16%的出口下降幅度，去年的降幅实际上是很小的。也就是说，纵比来看，出口形势远不像6年前那么糟糕。其次是和其他国家比。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除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两个转口大港外，有22个经济体在2014年的出口超过2000亿美元，它们在2015年前10个月的出口全部出现收缩，其中16个经济体的降幅达到了10%以上，而中国的降幅最小，只有2.5%。换句话说，横比来看，中国去年的出口表现还是全球最佳。虽然全球的去年全年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再创新高，已经是板上钉钉。

　　既然总体情况还相当不错，如何解释出口增速在去年由正转负呢？首先要看到，中国出口的逐步减速是一个中长期调整过程的一部分，这里面既有国际上的原因，也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从外部来说，发达国家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进入深度调整，其进口需求在经历了2010年和2011年的反弹后，已连续多年在零增长左右徘徊，这自然会限制中国出口的增长。从内部来说，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土地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箱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竞争力开始减弱。所以，指望中国出口再回到过去那种连年高增长的状态已经不现实了，在建立起新的国际竞争优势之前，低增长往往就是中国出口的常态。

　　分析了导致出口减速的中长期因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2015年中国出口收缩的短期因素：第一，是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暴跌，导致能源资源生产国出口收入下降，进而削弱了其进口能力。原油价格在2014年7月以前还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而到2015年年初则已跌到50美元以下，年底甚至跌破40美元，按2014年全球原油进口量18.8亿吨粗略估算，仅此一项就使得原油出口国的外汇收入减少了7000亿美元以上。2015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从上年的540亿美元锐减到350亿美元，跌幅高达35%，主要就是因为后者的原油出口收入锐减。矿产资源跌价则可以用铁矿石作为典型代表。与2014年相比，铁矿石价格在2015年跌去了40%，受此影响，巴西经济陷入负增长，中国对巴西的出口也下跌21%。

　　第二，是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导致这些国家以美元计价的进口额下降，从而相应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欧元在2015年对美元比上一年贬值了16%，受此影响，如果以欧元计算，欧元区在2015年前10个月从中国的进口同比增加了250亿欧元，但以美元计算则减少了130亿美元。其实汇率的变动还有第二种效应，即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对那些本币对美元贬值的国家来说，其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会变得更便宜，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这也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减速。不过，由于中国总体出口竞争力仍然较强，国际市场份额最多只是涨得比原来慢一些，这种负面影响还不大容易观察到具体的数据。

　　第三，是技术进步导致对中国部分出口拳头产品的需求下降。据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统计，2015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增长10%，笔记本电脑则下滑5%，显示智能手机对笔记本电脑已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2015年前11个月手机出口增长7%，电脑及办公机械出口则下降14%，而后者正是中国出口最多的三大类产品之一，2014年出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

　　弄清了出口遇到困难的原因，下一步怎么办也就清楚了。首先，既然全球经济的调整和中国自身竞争优势的重塑都不是在短期内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急于求成，把出口增长的目标定得过高。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同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低成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门类齐全的配套产业，中国在发展制造业方面仍然具有突出的优势，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出口肯定还会进一步增长。实际上，在连续3年下降之后，中国制造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2015年企稳，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资增长了12%。跨国公司都对我们有信心，我们自己为什么没信心呢？只要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就一定能实现出口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具体地说，一是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市场，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吸引更多的外国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发展高端制造业，搞研发中心，带动中国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二是要全面放松对外投资管制和外汇管制，优化对外投资服务，让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能到国际上去购买技术及品牌、招揽人才、开拓市场；三是要在继续推进WTO谈判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包括周边所有国家、涵盖“一带一路”、辐射五大洲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创造一个自由、便利、公平的国际环境；四是要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金融机构，帮助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到国外去建设基础设施，带动附加值较高的成套设备的出口。总之，要促进外贸出口健康发展，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创造良好的贸易、投资、创新、金融环境，剩下的就放心交给企业去做。

　　结构调整

　　主持人：

　　如何看待2015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明年结构调整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建武：作为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既是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一项紧迫任务。回顾2015年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态的引领下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的地位更加巩固。2015年，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增速遥遥领先，达到8.3%，比第二产业高2.3个百分点，这也是本世纪以来服务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幅度最大的一年。2015年服务业比重达到50.5%，比2014年提高2.4个百分点，这是近20多年来服务业比重提升幅度最高的一年。

　　二是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更加协调。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健康消费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升级的态势更加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提升，经济增长正在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驱动向主要依靠消费需求驱动转变。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日21时，2015年电影票房收入已达400.5亿元，成为首个票房超过400亿元的年份。2015年“双11”当天天猫成交额突破912亿元，增长近60%。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

　　三是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更加可持续。2015年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依托“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的创新模式不断发展，全社会协同创新平台的不断增多，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和产出快速增长，出口商品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2015年，医药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比全部投资快2到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快4.1个百分点；在全球出口和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持续较快下滑的局面下，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仍然保持1.2%的增长。

　　四是区域经济分化的新趋势更加凸显。从区域结构来看，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协调性在继续增强，2015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7.6%和7.8%，分别快于东部地区0.9个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国内投资大幅下滑、污染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南北分化的态势。2015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东北、华北以及西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而华东、中南以及西南地区经济增速呈现企稳态势。从增长速度绝对水平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增长最快的5个省份分别是重庆、西藏、贵州、天津和江西，除了天津外其余4个都属于南方地区；而增长最慢的5个省份河北、吉林、黑龙江、山西和辽宁，基本都属于东北和华北地区。从增长速度的变化来看，更是如此，2015年前三季度东北3省地区增速下滑幅度最大，达到2个百分点左右。

　　在看到结构调整取得的可喜成就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这些进展背后既有主动努力，也有被动使然，如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既是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制造业增速过快下滑的结果。另外更需要看到的是，目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依然艰巨。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推动结构调整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结构性矛盾都是源自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市场调节的失效。比如，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就与地方政府的过度扶持和地区之间的无序竞争存在很大关系。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结构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形成结构调整的持续动力，从而防止出现新的结构矛盾；另一方面，结构调整也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结构调整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结构调整过程中难免会付出一定社会成本，比如一些企业可能会倒闭关门、一些职工可能需要下岗再就业、一些人群收入可能有下降。因此需要政府在宏观调控、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履行好本身的职责，降低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防止激化社会矛盾和引发社会冲突。

　　结构调整不会一蹴而就，既需要统筹谋划、不懈努力，也需要找准方向、加快突破。就当前阶段而言，结构调整的核心工作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化阻力为动力，化不利影响为积极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要加快化解过剩产能，释放闲置的资源和要素，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形成服务业和制造业良性互动的产业结构关系；要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形成更加平衡的需求动力结构；要完善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调动社会各界创新创业的热情，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形成以创新为主的驱动力结构；要消除地区间显性和隐形的壁垒，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推动人口、资源和经济在空间合理布局，形成东西协调、南北均衡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