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2016年定位为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中央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这些政策的着眼点，瞄准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病根。”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分析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是找准‘病根’后的对症下药。”

　　在专家看来，一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工业产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一些行业亏损面超过80%。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艰难境地；另一方面，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民众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化和高端化。巨大需求与过剩供给错位矛盾十分突出。

　　“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中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的核心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正是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只有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轻装上阵，更好地使资源从过剩领域转移到符合市场需求的领域，从过剩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这样资源才能重新优化再配置。”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对此评价说。

　　瞄准供给体系六大“病灶”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产量居世界第一的工业产品超过了250种，其中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尤为严重，有的行业亏损面达到80%。企业因需求不足遭遇困境的同时，新兴消费需求却在不断扩大。仅2015年，中国游客出境游消费就将达到1.1万亿元，其中很大部分用在了购物上。

　　“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导致人们要出国去买奶粉、买马桶盖甚至药品、牙膏。同时，随着衣食住行为主的消费实现了基本满足，老百姓的消费升级明显加快，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新需求很多，有效供给还难以跟进。”陈昌盛说。

　　正基于此，在杨伟民看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不在需求侧了。”

　　具体到当前的供给体系和结构，杨伟民指出有六大“病灶”：

　　一是供给体系具有外向型特点。外需减少后，有些产业产能就过剩了。转向内需虽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产业或行业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二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三是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较差。产品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的问题，致使有些消费流向国外。

　　四是有些产业的产能已达到物理性的峰值。“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产能。”

　　五是总体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平板玻璃严重过剩，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等还不能生产。

　　六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表现出‘未富先贵’现象，出厂价格下降和生产成本增加，使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杨伟民说。

　　存量化解打好四场“歼灭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明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陈昌盛表示，核心指向就是通过化解存量，引导资源流向更有活力、更有需求的行业和领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获悉，为此下一步经济工作将打好四场“歼灭战”：

　　其一，僵尸企业“处置战”。这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牛鼻子”。为此要制定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方案，主要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通过严格环保、能耗、技术标准，倒逼过剩产能退出。实践中，也要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有序，不强行搞一刀切，尽量将经济社会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其二，企业成本“降低战”。具体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六个方面。围绕这一目标，有关部门将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制定相关实施方案，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垄断性中介服务收费。还将出台降低电价的方案，降低各种物流费用，打出政策“组合拳”，增强优质企业竞争力。

　　其三，商品房库存“化解战”。有关部门将制定实施1亿非城镇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库存压力，目前还比较突出，要推动制定化解库存方案，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释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其四，金融风险“防范战”。由于实体经济整体效益下滑，过剩产能掩盖下企业优劣难分，大量资金为躲避风险而流向虚拟经济，在加大金融领域杠杆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中央已明确，要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杨伟民表示，为了保障打赢这些“歼灭战”，与过去思路相比，中央在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上，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五大政策是逻辑紧密的政策体系和框架、缺一不可。总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新供给政策塑造增长新动力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被明确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发展改革工作的重点之一。相关受访部门负责人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供给侧改革除了“破旧”之外，也需要“立新”，要着力扩大有效供给。

　　这其中，“补短板”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受访者表示，这对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出了新要求，要加快供给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动力。四大领域是未来的发力点。

　　一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采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注资、股权投资、投资补助等方式，集中实施一批工程化、产业化示范项目，实施智能化提升工程。

　　二是培育发展新产业。在高性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战略性领域，再布局一批重大项目。设立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基金，开展贷款风险补偿、融资租赁等试点。实施全球创新网络计划。

　　三是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同时，实施好新一轮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示范。

　　四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高标准农田、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和“粮安工程”建设。继续完善农村供电、供水、交通、通信设施和水利气象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