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会议从中央层面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计，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工作制定了规划蓝图。多位专家向中新社记者表示，城市工作改革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注入强心剂。

　　三大层面布局城市工作改革

　　会议指出，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要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联动发展。

　　“城市群是几个发展趋势之一。城市发展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但城市过大则会事倍功半。解决办法就是建设城市群。京津冀一体化就是一种尝试，把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不同的经济生产环节，提高效率。这已经被证明是进一步提高经济学效益和劳动生产力的有益办法，所以要进一步强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对中新社记者说。

　　在丁一凡看来，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从城市化的三大层面部署了一系列改革工作。

　　“一是行政规划和权利规划改革，二是城市建设方面改革，三是人文方面改革。城中村改造、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主流。这些内容与脱贫、公民待遇、农民工安置问题息息相关。届时，人口迁徙将更方便。这些都会成为下一阶段城市化的主流。”

　　为何37年后重启会议？

　　众所周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但并没有“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曾分别于1962年、1963年以专业会议的标准，召开过全国城市工作会议。1978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那次会后，中国城市建设迎来了一轮大发展。

　　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再度召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体现了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迎来了新一轮顶层设计。

　　为何突然重启会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对中新社记者分析说，新型城镇化和城市体制改革是供给侧的重要内容，而利用新城镇化矫正大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或许是召开本次会议的重要原因。

　　“大城市化发展与产能过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们发现一些城市间的竞争，并不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竞争，而是政治经济学上的竞争。谁的级别高，谁就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制度向大城市化偏向，使得大城市不堪负重，而小城市发展滞后。”曹和平认为，在经济发展调转结构的特殊时期，城市化过程必须作出相应改变。

　　丁一凡也表示，城镇化是解决中国现有经济问题的一个思路。“中国现在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而城市化会创造出新的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去库存，房地产库存占了很大的一块。如果没有城市化，去库存就很难实现。所以行政改革必须要跟上，提供新的供给。”

　　两个月内密集“点名”城市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央已多次“点名”城市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在内的几场高层会议都提及相关内容。

　　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了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强城市宜居性；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提高城市管理水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城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