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

　　亚投行的“基本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昨在北京顺利签署。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国除菲律宾“临阵缺席”外，全部参加了签字仪式。这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这也意味着亚投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如期成立并投入运营。

　　透过昨日所签署的亚投行协定之主要内容，有以下若干关键看点值得解析一下。

　　股权结构安排意味深长

　　亚投行一期总股本安排1000亿美元，截至昨日协定签署前，各国认缴的总股本已超过981亿美元。根据亚投行协定确立的股权结构，中方实占亚投行股权30.34%，为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依次为印度、俄罗斯、德国和韩国。在前五大股东中，中方股权数量，比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股权总和(23.4%)还高出6.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方在亚投行“一股独大”的股东地位，得到了其余意向创始国的一致确认。

　　股权大小关乎决策权大小，决策权大小则主要体现为投票权大小。按国际上跨国多边银行的组建惯例，中方30.34%的股权可相应获取大体同等的投票权。但为了体现团结共筹之诚意，中方对投票权作了适度削减。根据协定，中方实有投票权26.06%。由于亚投行重特大决策需要3/4以上票数才能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中方26.06%的实有投票权，其实就是由中方独家行使针对可能出现“重特大错误决策”的否决权。适当度让投票权但确保行使独家否决权，乃中方统领亚投行股权安排的灵活、智慧加务实。

　　在现有国际性金融机构中，譬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都拥有独家否决权。美国否决权缘自以美元强权加军事霸权所倚仗的美式强权政治。虽极不合理，可迫于美国淫威各国一度敢怒不敢言，但美国“金融霸权”眼下所面临的不可遏制的势微亦是不争事实。中方在亚投行的独家否决权缘自中国经济的实有体量，共同发展的普世价值观，以及由此不断增值的国际威望，是完全可持续的。

　　在中方倡导下，亚投行筹建从起步就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其股权结构安排向世界各国开放。不过，亚投行金融服务对象肯定得首先满足亚洲域内各国，经中方与各意向创始国反复友好协商，最终所确立的亚投行董事会12名成员，亚洲域内国家占据9席、域外国家占据3席。这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亚洲域内国家的整体“融资需求”，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某些亚投行域外成员国，凭借其“老牌金融帝国”的历史地位，对亚投行经营决策可能出现的“倚老卖老”式的不当干预。

　　“度量中国”的新标尺

　　亚投行筹建之初，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性”及各国对中方倡议的响应程度，以及美日等个别国家的搅局因素，主动提出愿独立提供亚投行千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除此之外，考虑到当年世界银行、IMF以及由美国当“董事长”、日本当“CEO”的亚开行筹建之初“应者寥寥”之局面，中方将亚投行意向创始国主要锁定为亚洲域内国家，并进行针对性的经济与外交攻势。

　　去年10月，首批清一色为亚洲域内国家的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消息一经发布，不但有更多的亚洲域内国家主动要求成为意向创始国，而且还在其他各洲产生群体式响应的“共鸣潮”。最终，亚投行意向创始国增加为57个。

　　最具戏剧性也最值得细细玩味的是，G7成员国中的“老欧洲四巨头”——英法德意”乃至澳洲的澳大利亚，都争先恐后背弃美国的一再“好言相劝”，一头扎进了亚投行之怀抱。如此一来，原本虑及美国脸色而暂时持等等看策略的更多国家，“大胆”接受了中方诚意相赠的“红玫瑰”。

　　围绕亚投行筹建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所发生的故事、花絮乃至所呈现的感人细节，其实就是我们据实度量乃至丈量国家进步的一根标尺。

　　发挥关键撬杠作用

　　阅读亚投行协定，并回眸此前筹建的“宗旨报道”，人们当可较清晰地看到，亚投行既不是多边商业银行，亦不是多边扶贫银行，也不同于多边政策性开发银行。它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亦不能不适度赢利以确保自身的可持续，既然要追求微利，其运营必须按市场规则进行。

　　有了这一基础定位，等于为亚投行植入了现代银行的公司治理理念与结构。它将与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中非基金、乃至世界银行、IMF、亚开行、欧洲复兴银行等进行广泛的多边“银团合作”，并在合作中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改变并塑造出新的全球性金融规则和秩序。它其实并非只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超级的国际性融资大平台。以亚投行作为担保母体，对亚洲域内外基础设施及非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它可直接融资、发行债券或提供融资担保，它可牵头成立各类公私募基建基金，可以牵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也可以直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参与有利可图的股权投资或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由于它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具有良好的国家信用，它是一根能融合各类金融资本跨国界、跨洲际舞动的超级“魔棒”。

　　鉴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在“带”而非“路”，即沿陆、海两大丝绸之路梯次构建跨国界的工业城市群和产业园区经济带。通过“群”与“带”之建设，输出中方的剩余产能、成套装备、生产线，以及相配套的全套技术标准、工艺工装及终身售后服务。因而，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性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亦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广义金融合作空间。

　　若把亚投行这根关键撬杠使用好，它必能带动更多的金融撬杠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超乎人们想象的建设资金。数十年后，亚投行将有可能作为中国力主重构世界政经新秩序，谋求共同发展的主要金融工具之一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