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南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借修路名义为人谋利后收受百余万元回报，到儋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四年时间违规报销四百万元无人敢言，《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多位落马贪官后发现，在官员走上贪腐不归路的背后，现行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漏洞是其“能腐”的关键，而唯GDP论下异化的官场价值观和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导向偏差更是进一步助长贪腐行为，让腐败官员“想腐”、“愿腐”，甚至“不腐就吃亏”。

　　接受记者采访的落马贪官们则表示，如果不尽快完善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和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净化官场生态，矫正价值观，贪腐现象仍会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

　　经济抓得好 “一俊遮百丑”

　　“过去评价干部往往‘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搞好了，其他一些小问题就忽略了。”一位落马官员这样感慨道。正是这种唯经济唯发展论英雄的考核评价机制，让表面上绚丽夺目的政绩掩盖了他在阴暗角落里的腐败勾当，也让他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海南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因索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缓，目前已经减刑为18年。法院审理谢明中的犯罪事实触目惊心，他的赃款现金有人民币、港币、美元、新加坡元等，装满19个密码箱。尽管任职期间他不停地腐败，但因为树立了“能干事、干成事”的地方官形象，他屡获提拔重用。

　　这个曾以果断泼辣工作作风声名鹊起的市委书记在当地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推进退耕还林工作。原本文昌市这项工作在全省倒数第一，可谢明中上任后马上召集会议下军令状，“完不成退耕还林任务就退官还林。”正是凭着“退官”这招，短短一个月文昌市超额完成了退耕还林任务，他也因此获得好评。此后，谢明中又频频使用“退官”手段在工作上屡屡夺得全省第一，不仅靠大搞建设让文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当地五年间财政收入增长五倍。

　　“过去评价干部往往‘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搞好了，其他一些小问题就忽略了。”一位落马官员这样感慨道。正是这种唯经济唯发展论英雄的考核评价机制，让表面上绚丽夺目的政绩掩盖了他在阴暗角落里的腐败勾当，也让他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修路是看得见的政绩，明里说是造福文昌人民，但实际上每次也都没白忙活。”负责谢明中案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修路中他先后帮助私人老板陈粤民、谢福永承建了部分市政道路建设，并获得超过百余万元回报。

　　在采访中，不少入狱官员谈到，他们的贪腐之路往往持续很多年，但却能“带病上岗”、“带病获提拨”，跟一些用人上的导向和干部管理中的缺陷有很大关系。

　　不少落马贪官表示，现在地方评价干部往往是GDP政绩导向，只要地方经济发展了，这个干部就是合格的，而廉政建设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大家都知道廉政考核是走过场，年初签订个责任状，年底看看会议学习材料就算过关了，很少有人把廉政考核评价真正做实做细。”

　　现有干部选拔中的领导点名、重选轻管等问题也是导致一些问题干部屡获提拔的关键。海南屯昌县原县委书记徐清学认为，现在用人听一把手、听被安排好的“群众干部代表”的太多，真正接触到群众，听到群众和一线干部真心话的机会太少，尤其是一些反对的声音更是十分微弱。因此完善干部选拨任用办法，改变用人“一言堂”，扩大初使提名权的民主范围，改领导点名为群众投票，才能改变买官卖官和官员“带病”获提拔的现象。

　　上级管不细 下级管不了

　　记者采访的贪腐官员不少都是手握大权的地方“一把手”，谈起自己的贪腐原因，他们一致认为，现行权力运行中的一些制度设计漏洞和权力监督虚置，是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重要原因。

　　海南省儋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在任职期间虚开发票中饱私囊，四年时间报销各种接待、差旅费超过四百万元，超出规定职务消费的5倍多。其中一次，仅四天时间就报销了15万余元。而这样明显的违规，政府财务人员却慑于他的领导身份不敢多说，放任其违规报销。

　　明显违规无人敢言，一些权力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也给了领导干部贪腐的便利。权晓辉以他负责的政府主办赛事、演出活动为例，这些项目核算并无规矩可循，其布景、灯光、道具等设计制作价格空间大，主持人、明星也缺少市场价格参考，一些相同档次活动核算甚至相差数倍，加上缺乏专业评审机构，自由操作空间相当大。仅他本人就利用担任一些赛事和活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夸大账目概算，套取财政资金，同时还收受了某机构500万元回扣和一家公司225万元贿赂。

　　曾担任安徽皖北某县县委书记的刘某在落马后对记者反思道，一个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往往权力至高无上，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人提意见，更没人敢指出其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这使得一把手往往处于没人监督的“真空”之下，成为无人约束的“自由人”。

　　“县委书记在地方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只要想管什么都能管。”刘某表示，自己在县委书记位置上几乎感受不到约束，上级能管但具体过问很少，管不到管不细；同级根本管不了，纪委书记“平级不平”，只能监督下级，还要他签字同意；其他下级更是不敢管。

　　不少落马官员指出，中央提出县委书记要管“三重一大”，即重大项目、重要人事、重大经济社会规划，以及大额度资金调度，但没有量化，都是原则性语言，难以具体落实。由于没有权力边界和量化管理要求，县委书记抓全面往往变成抓全部，常委会上只要书记一开口，其他常委都不敢说话。本来常委各有分工，县委书记不直接分管房产、土地，但找个名目搞了一套联席制度就可以亲自抓。

　　势利之交“潜规则”盛行

　　值得关注的是，落马贪官们几乎都是从人情往来开始走上自己的腐败之路，而在剖析被“人情风”刮倒的原因时，除了自身信念不坚定，他们普遍都有种被官场“潜规则”裹挟，不主动适应就被孤立的想法。

　　中部某地的一位计生部门负责人在任职期间，持续受贿13年，每笔都不大，不少都是下级节日送礼。他在狱中坦言，“潜规则”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虽然他曾经担任过纪检书记，但终究没有敌过“潜规则”的侵蚀。他说，“逢年过节下级来送礼，我很难推辞，因为我也要给上级送礼。这种潜规则大家都在做，领导也都知道。看起来危害不大，但实际上对整个官场风气影响很大，让人慢慢麻木了。”

　　记者采访发现，官场“潜规则”一方面是受社会不正常的价值观冲击而形成；另一方面，也与地方一把手的作风有很大关系，一把手的错误导向往往成为带坏风气的关键。

　　安徽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他曾在部队接受过传统教育，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也曾对身边的一些吃喝送礼歪风看不惯，但很快就有人反映“他不合群”。张治淮说，听到这些话后，他的思想开始慢慢有了转变，有些事情也不自觉地融入进去，后来当上一把手后，更有恃无恐、带头搞吃喝送礼这一套。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被判刑后，该县约80多名“送礼干部”被免职。他反思自己在干部任用上的错误导向恶化了官场生态，带坏了干部队伍。由于收受了许多干部的钱财，他对送钱送物的干部往往给予提拔重用，形成“干的不如送的”思潮，人人争相送钱走捷径，一些干部甚至奉行“事事钱开路”的原则，在花钱买官成功后，再用自己的权力生财，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一些地方受一把手用人行事的不良影响，官场生态中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乱象丛生。“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很快重用”成了生动写照。

　　当前，要实现“不想腐”目标，加强官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净化官场生态，扭转异化的“事事钱开路”和“靠人身依附”获得提拔晋升的价值观已成当务之急。“如果对过年过节的送礼查得紧、要求严，对腐败抓小抓早，或许官场风气就不会发展到后来这样，或许我也不会因为贪腐成为阶下囚。”一位受贿官员在狱中悔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