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刚刚绘制出一幅法治中国路线图，我国又迎来了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的首批重要法律——刑法的第九次大修。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拟进一步减少适用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9项死刑罪名。据悉，草案如通过，我国的死刑罪名将由现在的55项减至46项。业内表示，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用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而其中拟取消集资诈骗罪死刑则是我国为经济活动创造尽可能宽松的空间，控制非暴力犯罪死刑的体现，或是为我国未来出台一系列金融新政铺路。

　　经济犯罪认定尺度不断调整

　　公开信息显示，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中，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其中包括集资诈骗罪、伪造货币罪等，而这也成为了本次草案最引人关注的变化之一。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解释称，实践表明，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而且，现有55个可判死刑的罪名中，真正适用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少数罪名上。此次拟削减的9项死刑罪名，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很少用到。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看来，最近两次刑法修正都着墨在减少死刑罪名上，是我国少杀慎杀原则以及对极端刑罚使用愈发严格限制的体现。

　　具体而言，针对集资诈骗罪拟取消死刑，业内表示，这是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经济类犯罪不能与暴力犯罪相提并论。”支振锋明确表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整体不断提速，市场对一些经济行为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经济违法犯罪的认定尺度肯定就需要及时调整，集资诈骗罪虽有危害但适用死刑还是过于严厉的，比如此前浙江吴英集资诈骗案的改判就是经济犯罪认定尺度调整的明显体现，释放出我国对市场更加尊重、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更加宽容的信号。

　　政府金融管制愈发趋向理性

　　北京玄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郭哲称，按照目前我国法律规定，非法集资是多种罪名的统称，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其中集资诈骗是其中罪行相对严重的一种。通常来说，在同等情况下，集资诈骗罪的量刑要严于其他几种罪名。

　　然而，近年来常被法学界提及的吴英案却让人们看到了经济犯罪量刑裁定的变化。2005年5月-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非法集资近7.7亿元，实际集资诈骗3.9亿元，对此，2009年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被告人吴英死刑。此后到2012年5月，在对吴英案的二审中将判决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今年7月，浙江省高院当庭做出减刑裁定，决定将对吴英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

　　“不难看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还是较严格的，金融的管理、职权、职责以及实施的政策都是由国家控制的。”郭哲表示，但随着市场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强、互联网的发展等因素，近年来，国家也开始了对于金融管制尺度的反思，包括吴英案的改刑、今年最高院出台的有关企业拆借合同的司法解释等，都无疑是我国对于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判罚更理性的体现。“通常集资诈骗对于受害人的损害、影响相对更恶劣，如果把犯罪主体消灭掉，社会链条就随之断裂了，受害人受到的损失反而可能更加难以弥补。”郭哲称。

　　刑法修正释放融资改革红利

　　在支振锋看来，我国一直难以解决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才是此次修正案拟取消集资诈骗罪死刑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可否认，不少民企在创业初期都会遇到融资难的问题，它们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不多，而且我国市场信用还未充分建立，不少民企在经营过程中按照正常渠道融资很不易，有时利用较高的利息去筹措资金是否应界定为违法尚需讨论。”支振锋表示，如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就要在法律中默认市场主体是理性的，认为它们能够认清融资、借贷行为的防线，除了部分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外，更应让主体为自己的投资、收益负责。

　　业内人士均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法律的修正只是从游戏规则上对企业更宽容，但真正要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还需要政府更大力度、更理性的扶持、鼓励。

　　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时明确，要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单列小微企业信贷计划，鼓励大银行设立服务小微企业专营机构。推动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见，此前备受各界争议的民企融资难、扶持政策打折扣等问题，正在进入实质性的破冰阶段，而郭哲还进一步表示，从以往的经验和四中全会部署来看，由于政策不能违法制定，本次刑法修正案的提出势必也是为未来一段时间金融政策的调整铺路，未来民企或将迎来更大规模的融资政策红利。(记者 蒋梦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