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8月15日讯(记者 张林) 徐洪才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际是徐洪才的一向风格，他曾走访中国200多个城市和200多家上市公司，为全国10余万民营企业家和各级政府官员授课。多次赴美国、欧洲出席国际研讨会，发表学术演讲。出版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十余部著作，具有深厚的科技、哲学、金融学和经济学等专业背景，同时还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近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引起很大关注，对此中国网专访了徐洪才教授，请他谈谈他的理解以及如何规避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

　　目前，整体经济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但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因素，比如解决传统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能立竿见影，徐洪才教授建议“三管齐下”。

　　第一，培育市场机制，淘汰部分落后产能，推动转型升级、技术进步。但要考虑经济与社会承受力，不能把炼钢厂、水泥厂等污染企业统统都给砸了。否则，经济急剧滑坡，税收没了，工人失业了，可能会出问题。要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力，进行渐进式改革。

　　第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新型农村城镇化和西部铁路建设，都能打破市场分割、人为藩篱和行政垄断，激活微观市场主体活力。通过增加内需，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多修几条铁路，钢铁就消化掉了。多修几个桥梁，水泥就消化掉了。

　　第三，就是支持企业走出去，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劳务输出，这样过剩产能就可以消化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

　　但是，“三管齐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需要时间。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地方本位主义。前些年大家都在搞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哄而起上马了一些大项目，产业结构雷同，导致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徐洪才教授认为，中国金融体系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整个社会融资规模里，银行贷款占比跌到了只占60%左右，但其的余融资形式，像委托贷款、信托等影子银行业务，最终还是通过商业银行体系配置的。因此，过度依赖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股票市场最近出现了一点反弹，但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债券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国债和金融债，公司债规模很小。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比较大，还有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波动，也有一定的潜在风险，房地产本身辐射范围很大，对宏观经济、实体经济影响实在太大了，处理起来需要慎重。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房地产业发展，孤军深入，没有考虑城镇化和产业化、工业化的配套，即产业化和城镇化未能充分融合。没有产业支撑，仅仅建了一些房子，把农民请到城市来，住上楼房，但是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来源，生存难以持续，最终还得回老家种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这必须提供生存和发展机会。首先，政府要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自来水、污水、垃圾焚烧等，要有整体规划。这些基础工作都是政府该做的，不能踢给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分内职责，中央和地方需要划清责任界限。

　　然后是产业定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这样可以吸纳和积聚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有了产业支撑，自然会增加就业机会。只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支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础。还有农村城镇化、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四化”之间要协同。房地产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期个别三、四线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洗牌，但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是也要注意及时疏导和化解，不要让所有风险集中爆发。现在各地采取差异化调控政策是正确的。

　　金融风险还包括影子银行风险。现在大家都担心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其实刚性兑付并无法律依据的，《信托法》规定投资者要自担风险。信托公司自营投资和客户理财，资产不在一个池子里，中间是有防火墙的。不同信托产品中间也有隔离墙，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很多人误以为会有人兜底，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培育投资人风险意识，释放局部性风险，有助于维护整体金融稳定。当然，一旦真的出事，也要区别对待。小客户要优先偿付，机构客户要打折，甚至让他血本无归。影子银行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不能因为某些影子银行产品出了问题，就“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中国影子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挥了独特作用，需要进一步规范发展。

　　中国经济最大风险隐患，还是银行和企业，或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扭曲，利益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银行利润过多、过厚，产业资本投资回报过低、过薄了。因此挤压了产业资本利润率。彻底改变中国金融结构，徐洪才教授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强银行信贷市场竞争。民营银行发展会产生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但对民营银行也不要期望过高，在5年、10年甚至20年内，靠民营银行发展打破中国银行业垄断格局，都是不现实的。民营银行主要是起示范作用，在金融创新方面可能会更积极一些，这样会给大型国有银行带来外部压力，促使它们改变经营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分化瓦解一部分间接融资，让投资人有多样性选择，从而改变强制性储蓄。由于利率管制，金融资源配置机制扭曲，实际是居民补贴银行，银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乱投资，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近年来，理财市场蓬勃发展跟利率管制密切相关。理财产品利率直接反映了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投资人追求合理回报，这是合理的，应该得到保护，要创造条件满足它。发展资本市场，创造了多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有助于打破金融垄断。

　　第三，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就是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左边的资产证券化，把那些长期、存量资产盘活了，增强流动性。10年、20年之后才能全部收回的按揭贷款，现在以此为支撑发行债券，根据现金流分布，设计不同证券化产品，银行一次性卖掉这些长期资产后，证券投资人之间证券买卖就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因此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与此同时，通过融资证券化主动创造银行负债，就是把储蓄存款、短期资金变成长期资金。比如，发行10年期甚至更长期限的银行大额可转让存单(CDs)，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地长期使用这些资金了。由于投资者可以互相买卖，因此可以实现银行资产期限结构的转换。前者是把长期资产变成了短期资产，后者把短期负债调换成了长期负债。这种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来说，实际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第四，加大对外金融开放。到2013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里的外资金融机构占比不到2%，还低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比例。也就是说，加入WTO到现在，金融开放并没有扩大。下一步不妨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条件是换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对等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机构都要大踏步地拓展市场范围，加快建立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这次美国和欧洲制裁俄罗斯，银联正好可以乘机挺进。VISA卡、Master卡，加上银联卡，努力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五，完善国家金融安全网。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要建立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的双层监管体系。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权是分开的，很多小金融机构都是由地方监管。统得过死的话，必然会抑制金融深化和发展。还有金融机构破产和市场退出制度，以及完善担保制度。现有担保体系，担保公司是完全市场化的。最终成本还是加在企业头上。要建立由政府资金引导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体系。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表现一直良好。基本做法是，政府出一部分钱，银行交一部分保险，贷款企业也要承担一部分，采取“三合一”的模式。这种制度设计好处是，经济往往周期性波动，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所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各人自扫门前雪，通过收紧信贷减少自身风险。但是，当所有银行都这么干的时候，系统性风险反而增加了。个体正确行为加总，陷入了“集体谬误”。因此，宏观经济需要“逆周期”地调控。当经济周期下行，银行不应该竭泽而渔、落井下石，而是放水养鱼、雪中送炭，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机构跟企业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完全遵循市场原则，肯定不行。因此，要建立由政府引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作为现行商业化担保机制的补充。金融安全网还应该包括政策性金融或开发性金融体系。（中国网财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