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盖五大洲，囊括传统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昨日(4月15日)正式亮相。其中亚洲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规则制定将成为亚投行新一轮博弈。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初始成员国在亚投行的规则制定方面会存在一些冲突矛盾，谈判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今后将继续吸收新成员

　　4月15日是确定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的截止日期，最终亚投行“首发名单”成员确定为57个。

　　据新华社消息，从地域看，37个域内国家主要来自亚洲和大洋洲，包括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

　　20个域外国家来自欧洲、拉美和非洲，包括奥地利、丹麦、法国、芬兰、德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马耳他、巴西、埃及和南非。

　　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投行是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银行，虽然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但今后仍会继续吸收新成员加入。各方在今后的章程谈判和磋商中，将就吸收新成员的程序和规则等作出安排。

　　虽名为“亚投行”，但创始成员已经覆盖五个大洲。可以说中国这一倡议获得了全球认可。分析人士指出，亚投行倡议的成功实现，成为标志性事件，最终结果也显示出各方对于中国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贸易和资产方面的份量不可忽视，成立亚投行是我国经济实力的表现，也是“后危机时代”资本溢出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南北集团”分化带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基础设施方面有需要，亚投行是多种因素契合的产物。

　　博弈规则制定

　　根据亚投行筹建工作计划，各方将于今年4月底和5月底，分别在北京和新加坡举行筹建亚投行第四次和第五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商定亚投行章程草案，并于6月底前签署章程，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一旦制度规则制定得好，银行的运作就非常有效。”在他看来，亚投行的规则制定将成为新一轮的博弈。

　　刘元春说，亚投行在规则制定方面会有矛盾。各个国家在份额和主导权会存在冲突，像IMF、亚开行等都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另外，亚投行还存在治理体系的构架，如行长、副行长、贷款审批委员会等构建问题。

　　本月，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将在北京举行创始大会，讨论投票权和治理结构中的行长、副行长人选。史耀斌说，亚投行将根据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根据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通行做法，亚投行将在正式成立后召开部长级理事会任命首任行长。

　　刘元春表示，亚投行的投资规则要按通行的规则来执行，在一些投资原则上，应该按互联互通、贸易竞争力的培育原则为出发点，而不要过多地掺杂其他因素。他认为，对于原来的G20成员国，他们都曾经有自己预想性的东西，比如发达国家，他们希望在环保人权贷款透明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希望投资就是投资。另外，在权力体系构架上，亚投行行长的产生要由中国来承担，其他副行长及贷款运营体系要按国际规则来运行。

　　史耀斌介绍，亚投行在业务政策方面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更好地为成员国服务。

　　史耀斌还谈到，中方将积极推动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人员交流、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提高本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亚投行的钱将投向哪里？史耀斌说，道路、交通、桥梁、港口、码头、水利工程等都属于基础设施，也包括一些其他方面，比如，医疗、教育等方面也有一些投资。

　　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