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在5个小时的会议之后，阿根廷与“秃鹫基金”债权人之间的谈判破裂。紧接着标准普尔将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降至“选择性违约”，继2001年后，阿根廷再一次陷入主权债务违约的漩涡中。

　　19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龙头。二战前的阿根廷，经济增长率不输于美国，人均GDP甚至超过西欧各国，肥沃的潘帕斯草原迎来了纷至沓来的各国移民。100年后，“潘帕斯雄鹰”仍然在绿茵场上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阿根廷却辉煌不再。

　　深陷债务危机

　　这场旷日持久的债务危机，源于阿根廷政府20世纪初面对出现严重金融崩溃和经济危机时选择“饮鸩止渴”。2001年，深陷金融危机的阿根廷无力偿还高达千亿美元的负债，不得不与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公布了以仅相当于欠债25%~35%的面值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债务重组方案，偿还期限推迟至2005年。阿根廷国债随后大幅贬值，以美国Elliott基金旗下NML资本为首的几家对冲基金乘机抄底，以4900万美元购买了面值为2.2亿美元的阿根廷国债。过去13年中，这些债券的本金加利息已经达到了8.32亿美元。

　　2005年，阿根廷开始与债权人谈判并提出债务重组方案：债权人可以放弃之前已经被止付的债券，换成利息率更低、期限更长的新债券。当时约有75%的债券持有人接受了该方案。2010年，又有18%的债券持有人接受了该方案。而Elliott等对冲基金及部分个人投资者则拒绝接受，成为“钉子户”，要求阿根廷偿还全部所欠债务的本息共计约150亿美元，并将阿根廷上诉至美国纽约联邦法院。

　　根据法院裁决，阿根廷政府必须全额偿付债务，且这些对冲基金拥有优先受偿权。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说，此次债务违约的后果非常严重。在此前两次债务重组中，阿根廷政府与债权人签订了“未来权益声索(RUFO)”条款。该条款规定，对债权人以统一标准偿付。也就是说，如果阿政府在今年向“钉子户”全额偿债，那么其他93%的债权人也有权要求同等待遇。这意味着阿根廷将面临150亿美元的赔付压力，债务总额也将上升至1200亿美元。若此前达成协议的债权人重回谈判桌，阿根廷10年的努力则付诸东流。

　　此次违约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阿根廷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阿根廷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两年下降，并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本就脆弱不堪的国民经济难抵再一次重创。

　　逃不掉的怪圈

　　一个世纪以来，阿根廷经济一直在“改革—危机—改革”的循环中蹒跚前行。

　　1914年，丰富的自然资源助力阿根廷经济崛起。阿根廷素有“粮仓肉库”的美称，以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将其推上了新兴市场的龙头宝座。

　　两次世界大战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西方各国对拉美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影响了阿根廷的出口和收入。70年代，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经济停滞，通胀并发，大量资金涌入拉美，为拉美国家举借外债提供了外部条件。阿根廷与拉美其他国家走上了“债务发展”模式，即借钱用以扩大再生产，增加出口，增加收入，还债并进行资本输出。借债发展的阿根廷很快又陷入了外汇储备枯竭，财政赤字攀升，通货膨胀失控的困境。

　　1989年，梅内姆出任阿根廷总统。阿根廷率先在拉美国家实施“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市场开放及私有化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采取了开放市场、吸引外资、拍卖国有企业等一系列措施。随后宣布实行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

　　这次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囊括了金融、贸易、财政、货币等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还涵盖了劳工和社保等制度，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阿根廷对本国金融、贸易等领域实行全面对外开放，10年的私有化进程使阿根廷所有行业的重要企业几乎全部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经济的外国化和跨国公司化特征非常明显。在外资全面控制和垄断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同时，一成不变的汇率政策所带来的币值高估，不仅导致本国产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使政府失去了利用货币手段调节经济的能力。

　　1998年第四季度，阿根廷经济出现负增长，由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经济衰退，并在2001年底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至今，阿根廷政府仍然深陷“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华盛顿共识”的牺牲品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看来，阿根廷可以被视为是“华盛顿共识”的牺牲品。正是这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将阿根廷拽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债务危机。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针对当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主张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陈凤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段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整个拉美出现了“强市场、弱政府”的现象。市场的过分自由导致了金融的不稳定，分配收入不平等，社会矛盾随之激化。“不仅是阿根廷，整个拉美都出现了同样的债务问题，阿根廷是这根债务链上的极端例子。”

　　自2003年基什内尔家族执政以来，阿根廷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可谓“谈虎色变”，采取了与梅内姆时期完全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保护主义意识增强，降低了经济的开放程度。近10年来，政府的过分干预似乎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目前的阿根廷，国内经济疲软，失业率高企不下，国际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陈凤英认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发展要适应本国的国情。阿根廷不折不扣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在整个新兴市场还不成熟的前提下进行的。“‘华盛顿共识’片面强调市场作用而贬低了政府的作用。对于当时的拉美新兴市场，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一定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