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12月中旬赢得议会选举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老官上任三把火：继推迟二次提高消费税税率的生效时间、公布3.5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后，在新年来临的前一天，也就是2014年12月31日凌晨，日本执政联盟表示，将在从2015年4月开始的下一财年中将公司税率降低约2.5%，之后在2017年同期进一步降低到31.33%。

　　行动似乎过于急切的安倍到底在证明什么？又在拉拢什么？

　　为何减税

　　在新年前那份最新公布的年度税务调整方案中，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及其盟友公明党承诺从2015年4月开始的财年中将税率降低至32.11%，并在2017年同期进一步将之降低至31.33%甚至更低。

　　自由民主党税制调查会会长野田毅(TakeshiNoda)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显示了日本政府此次减税的目的，他说：“我们希望企业改变其行为模式，将更多钱用于生产用途，例如增加薪酬以及资本投资。”

　　安倍则表示，日本企业承担的收入税赋应该和它们的外国竞争对手在各自所在国家承担的税赋相当，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公司税合并起来相当于企业盈利的34.62%，虽然要低于美国的公司税率，但是要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标准。

　　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望企业能够使用借由减税得到的额外资金中的一部分来提高雇员薪酬。在首次提高消费税时，安倍同时也提出涨薪的同步提议，但响应者甚少。

　　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云直言，法人减税是安倍今年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法人减税也被称为‘富人经济学’，主要解决的就是富人或者说大企业的问题，希望这些企业能够进行投资再生产，同时加大研发投入，带动安倍在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政策，形成一系列增长刺激。”

　　但设想总是比现实更美好。从这项政策中受惠的更多的是大型企业，而“日本中小企业的破产率已创新高”。刘云说。

　　事实上，综观2014年，日元大幅贬值并非利于日本企业的正常发展。日本很多经济学家分析，日元贬值给出口型大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却已令日本的内需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度日如年。不少中小城市投资日趋减少，更面临人口下降和企业外迁的危机，城市发展遭遇困境。

　　刘云指出：“为了2015年的地方选举，安倍正在推出有利于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的政策”。

　　事实上，在这次日本政府最新批准的其他税务调整措施中，就包括“如果日本企业配合安倍晋三激活偏远地区萎靡经济的计划将总部搬离大城市，还将获得额外的税务奖励”、“对那些为雇员加薪的企业提供税务减免优惠”等。

　　内阁的支持

　　尽管安倍又是刺激计划又是降税，玩儿得很是豪爽，但这些仍改变不了人们对他的经济政策心存质疑。

　　根据计算，如果减税，那么未来一年日本企业的公司税支出将减少约2000亿日元(约合17亿美元)，相当于2%的税负，也就是说国家减少了这么多的财政收入。

　　商务部研究院亚洲所研究员徐长文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提高消费税率是刮百姓的钱，而降低企业税率显然是为大企业大开方便之门。那么，安倍此举的意味不言而明。

　　当然，安倍能够如此放心大胆地出台政策，与他几乎没怎么变动的内阁成员有关。随着安倍晋三在2014年12月24日的大选中获胜，其内阁成员除了防卫大臣由长官中谷元接替以外，其他阁僚都得以留任。

　　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天国直言：“他们都是安倍经济学的支持者，支持安倍通过日元贬值政策来推动出口，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不惜举债扩大政府投资，以及推动结构性改革。”

　　李天国认为，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旨在拉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使日本跳出经济增长的低谷。但实际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日本还本付息的压力。“安倍经济学的政治目旳显然超过了其经济效应。”

　　刘云指出，其实这些年来安倍所提的财政政策内容都差不多，包括他在2013年实施的经济增长战略，但是一直没能落实，主要是遭遇到不少来自其他政党的政策阻力。现在安倍放开手脚一搏，也是为了争取各方对“安倍经济学”的支持。从大选的过程中也不难看出，除了官方，日本各界都对“安倍经济学”很悲观。

　　刘云认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就是量宽(QE)、财政和改革。从效果来说，量宽是对社会影响较大、较为直接的一支箭，但副作用也同样存在。“2014年10月，安倍祭出QE之后，日本的国债收益利率就下跌至0.3%，穆迪也将日本主权债务评级由AA3级下调至A1级，显然现在安倍想再推出量宽显然并不合适。”刘云说，最可行的就是财政政策。

　　刘云指出，2014年，安倍提出一揽子的财政政策，但效果了了，“主要还是因为劳动力不足，很多项目都延期或停工，对GDP没有起到拉动效果”。刘云认为，2013年日本的财政政策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因此，2015年“安倍经济学”的主力仍将是这一战略，通过财政政策刺激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