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习主席在2014年APEC峰会上系统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后，如何适应新常态、把握新机遇、实现新的增长点已经历史地摆在了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面前。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褚平、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等专家及企业界代表，日前在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新常态下民营经济新发展”研讨会上，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民营企业如何适应新常态健康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彭森：认识新常态 促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今年以来，中央深刻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基本特征，全面深化改革，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进行预调微调，先后出台定向降准、非对称降息、定向再贷款和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已逐步形成了稳增长的政策体系，收到了效果。中央领导特别强调，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跨越“三期叠加”阶段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创新，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各项工作。可以说，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改革开放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任务也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倒逼机制将发挥更大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企业总数中的90%以上，整个城镇就业的80%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0%以上，投资总量的60%以上，整个税收的50%以上都是非公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贡献的。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明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同时，特别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领导非公经济的发展，激发非公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地位。

　　从民营经济的投资情况看，现在年均民间投资总额从2006年的5万亿，增长到目前每年20多万亿；在社会投资总额中，民间投资从48%上升到65%；近几年，民营经济投资增速一直比国有经济高4-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国有投资16%，民间投资是20%。总的来看，民间投资的环境有所改善，民营企业的信心有所提振，民间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力进一步激活。但是，也要看到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下滑还是一个事实，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仍然不高，民间投资在许多领域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

　　为什么是这个情况？我想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行业垄断阻碍了民间投资的步伐，这是影响民间投资的最大的制约因素。民间投资仍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第二，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也是影响民间投资信心的重要因素，民间的投资、民间的资本对于宏观形势更敏感，在当前经济下滑、PPI长期负增长情况下做出一些比较审慎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三，融资困难增大了民间投资的成本，长期以来，贷款难、融资难、担保难一直是制约民间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投资的重要原因。国家发改委报告民间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一般上浮比较多，最多的上浮30%，民间借贷年化利率高达25%。第四，政策滞后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发展，这是制约民间投资的老大难的问题。

　　现在，民营企业发展充满了新的机遇。具体来说，有三个机遇：一是改革的红利，二是创新的机遇，三是结构调整的空间。关于改革的红利，改革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在中央、国务院方针很明确，要通过加快改革、深化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来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市场潜力，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机遇。

　　二是创新机遇。国家已经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战略。中国经济虽然处于世界经济前列，是工业大国，但是远远不是工业强国，很多产业处于世界中低端，传统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模式确实不可持续，必须通过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这是一场战略性、结构性、创新性的调整，要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提高中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中央决定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400亿，估计可拉动10倍以上的社会资本。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去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10万亿，同比增长了25%，网上零售额1.8万亿，增长35%，同时电子商务物流每年增长50%-60%。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竞争比较充分，政策比较宽松，市场环境比较好，是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机遇。

　　三是结构调整的机遇和空间。结构调整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兴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有地区性结构调整。近年国家大力推进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一方面为我们国家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民营经济确实大有希望，特别是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当前大的改革的浪潮下，在当前中央一系列政策环境下，希望民营经济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越来越好。

　　褚平：释放民营经济活力亟须优化环境减轻负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在新常态下作用会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新常态下产业组织的新特征。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提高企业质量塑造水平，保持企业的创业创新活力，释放企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活力，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负担。

　　当前存在几方面问题。问题1：企业的税费负担仍较重。“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的税费负担，特别是名目繁多的缴费负担，减轻了没有，减轻了多少，统计数字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的感知认同。中央领导同志如此高度重视此事，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确实突出，确实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程度。

　　问题2：由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健全，经济增长、企业发展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全国仅有22%的小微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银行贷款难以得到，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非正规融资又给企业造成很重的财务负担和更大的财务风险。

　　问题3：对民营企业不信任、受挤压、遭排斥的心理负担，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缺失造成的生存环境负担，各方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名，行“抢吃唐僧肉”之实的社会性负担，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如三座大山般压在民营企业头上，使民营企业在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

　　问题4：政府在推进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职能需要由行业商(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承接。目前，我国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职能作用、权利义务、行为规范、监督管理等方面都亟待加以明确和完善。必须抓紧中介组织的培育，否则，这些中介组织就可能成为“二政府”，或形成政府职能“转得出”，但中介组织“接不住”或者“接不好”的局面，给企业造成新的，甚至更重的社会性负担。

　　由于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惯性使然，市场与政府、企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磨合和持续推进的过程，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适当的心理预期。目前，建立健全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要政府的“作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需要“有为”的政府。在“新常态”下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政府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作为的。

　　第一，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的能力。

　　要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弱化行政审批，降低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提高融资效率。要多渠道推动股权投资，完善以机构为主，公开转让的中小企业股权市场，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健康发展。要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和多元化，加大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力度。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私募债等融资工具。通过以上及其他积极有效的多种措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变企业发展单纯依赖银行信贷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二，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将企业的税费负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要落实近年来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要着力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的调节功能，以稳定的制度取代临时性、过渡性的政策安排，体现国家税收制度的严肃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12月9日，国务院发布通知，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建立健全规范优惠政策的长效机制。这是规范和重建秩序的政策举措。要按照“正税清费，分类规范”的原则，坚持税费联动，增减有度，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解决以费代税造成的税费叠加。要通过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减轻地方政府对税外收费的依赖。特别是要落实国务院的部署，切实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要将企业的感知程度和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工作落实与否的主要标准。从基础入手，从制度着眼，推动企业减负工作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机制。

　　第三，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既要解决“越位”给企业造成的负担，又要防止“缺位”对企业造成新的困难与负担。各级政府必须把该放的权利放开，放到位，同时也要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从改革实践中，我们经常感受到，对于有利益的权利不愿放或者放得不到位。对无利益的事情不愿管或管得不到位。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放管结合”，要大幅减少事前审批，同时又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必须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应该说，乱作为和不作为都不利于营造健康的营商环境，都会对企业发展形成障碍和困难。每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反感的只是政府的不当干预，期待的是严格依法行政，为企业服务，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有为”政府。

　　刘迎秋：未来8年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低于7.5%

　　刘迎秋认为，未来一个中长时期内，至少未来8年左右，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虽然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平均而言不会低7.5%，很可能在7.5%甚至8%以上。他提出了七条支撑这一观点的理由。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30多年经验及其收敛趋势。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虽然经济增长仍然有波动与起伏，但高低差距逐渐缩小，高增长与低增长的连线表明，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收敛于7.5%的水平之上。即使从趋势线角度看，其收敛点也是在8%以上。

　　第二，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差距。我国基尼系数虽不是世界最高的，但确实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联合国提出的0.40警戒线。尽管从道德学角度讲，收入差距大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收入差距的存在却是发展的机遇。收入差距有多大，经济增长的空间就有多大。

　　第三，地区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地区收入差距。西部比中部落后、中部比东部落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差距，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角度看，是一个后进追赶先进、低收入追赶高收入的过程，从而地区收入差距又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

　　第四，人口红利。按社科院蔡昉研究员估计，到2016年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将消失。但要看到，传统人口红利虽然逐渐消失了，新人口红利随之很快产生了，主要是每年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要走上工作岗位，从而会形成新的高智商劳动人口红利。这种新人口红利将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支撑力量。

　　第五，工业化后期的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20%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44.9%，城市化建设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力。有测算指出，城市化率30%前为起步期，30～70%是快速发展期，71%以上是平稳发展期。城镇化的大幅度加速，改变的不仅是人口结构，而且是消费结构，继之是产业结构。所以，城镇化发展的加速，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与大升级。在城镇化率达到70%之前，这个加速过程将一直存在。

　　第六和第七个支持我国潜在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因素就是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高度依存。国际市场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虽然明年外部市场还不那么宽松，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出口需求，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在总量上则不是很低的，特别是在全球各国对中国制造的优质产品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这种依赖本身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支撑作用。

　　下一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就是要找好着力点，要有新发展，就要有新选择。着力点应是“三创”，即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TMD)。一是要花大价钱力促企业技术创新，努力实现技术的单体创新向联合创新的转变。二是要下大功夫勇探市场创新。要培养和尽快形成互联网思维，要将信息与网络技术引入企业生产与营销，并由此把不能变为现实。三是要下大决心探索发展模式创新。要从小处着手，变多元化为专业化，将分散化上升为集中化，构建加工工业生产主体与市场营销组织主体间的大规模合作与联盟。

　　陈泽民：新常态要更注重质量和效率

　　什么叫新常态？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认为，新常态就是我们面临新的转折期，新的机遇期。前30年改革开放，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成功了。但是只注意到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了教育、幸福的指数、文明的指数、生态的指数、环保的污染、资源的浪费等等，这些已经成为前进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在新的改革、新的机遇期，不要把经济增长速度放得那么快，可以稍微慢一点，但是要更加注意质量和效率。以前经济增长速度有虚假成分，数字有泡沫，相当一部分经济增长成果没有用到人民身上，而是搞成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腐败工程，做了无用功，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GDP的增长不代表幸福指数的增长，文明指数的增长，也不代表生态指数的增长，所以我们不要再单纯追求GDP，而要追求人民幸福指数的增长。让人民都能安居乐业，有创业的勇气、信心和条件，最后实现国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