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举世瞩目。 APEC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旨在通过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推动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改善商业环境，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谐共赢的亚太大家庭。

　　北京同时令人关注的还有日益加剧的雾霾，甚至有人仿照英国伦敦“雾都”之称而戏称北京为“霾都”。 随着PM2.5浓度指数久高不落，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里，红墙碧瓦的雄伟宫殿、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都一起笼罩在雾霾里，口罩文化甚至成为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戏称“霾都”是有缘由的。仅以2013年为例，这是北京60多年来遭遇雾霾最多、最频繁年份，1月份的雾霾天气达到29天，造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能见度低，创1954年来最高记录。而今年10月7日以来，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雾霾持续围城，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在1公里以下，全城空气质量普遍陷入严重污染水平。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官方微信发布，全市空气质量级别曾达到六级严重污染，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浓度最高时达每立方米426微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长期接触这类细小颗粒物将提高患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以及肺癌的风险，因雾霾天气而导致的呼吸道疾病被称为“北京咳”，其知名度日益比肩北京烤鸭或京剧。

　　雾霾天气不仅给公众健康造成危害，也给环境、交通、经济等各方面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些负面影响的背后则隐藏着巨大的经济成本。仅以旅游业为例，据北京市旅游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已突破1亿人次，但入境过夜游人数则出现了5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同比下降14.3%。专家分析，北京入境游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除国际经济持续低迷，造成欧美远途旅游出游能力下降外，国外媒体持续炒作北京雾霾天气，对入境游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同时，因雾霾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工厂关闭、高速路限行、医院人满为患……这些对经济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治理大气污染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同时还是政治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今年的APEC会议召开期间，正值北京进入雾霾高发期，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改善空气质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最近，北京及其周边的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和山东等省市制定了一个保障方案，通过车辆限行、人员放假、停产停工等一系列控制污染源的措施，承诺在APEC期间减排污染物三至四成，这将会大幅改善空气质量。但APEC会议期间的减排措施能否被长期复制推广，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课题。

　　治理雾霾首先需要摸清污染来源。据北京工业大学、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3)》分析，大气污染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产能过剩和布局不合理；能源消费量过大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持续强化；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油品质量不高；建筑工地遍地开花、污染控制力度不够；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因素影响相叠加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

　　如何治理雾霾？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需要估算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物质损失、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间接的对人的精神损害；评估环境治理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包括直接治理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效益，以及间接的社会、生态效益；制定污染者付费制度，以及排污指标转让的金额等。总之，需要针对污染来源，采取多种应对措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制定治理方案，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转向多年前的“雾都”伦敦。伦敦在1952年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雾霾灾害：从12月5日开始连续数日大雾笼罩伦敦，白日昏暗，空气刺鼻。原因是当时伦敦冬季多使用燃煤采暖，以煤为主要能源的火力发电站遍布市区，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气体与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积。据史料记载，从12月5日到12月8日的4天里，伦敦市死亡人数达4000人。在此之后两个月内，有近8000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此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的恶果，由此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上世纪60年代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出台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

　　上世纪80年代后，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交通污染，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车发展，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等等。此外，伦敦市还在城市外围建有大型环形绿地面积达4434平方公里。

　　上世纪90年代后，英国又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建立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欧盟要求其成员国2012年空气不达标的天数不能超过35天，否则将面临4.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为了符合标准，早在2003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并将此笔收入用来改善公交系统发展。

　　同时，政府决定尝试在街道使用一种钙基粘合剂治理空气污染。这种粘合剂类似胶水，可吸附空气中的尘埃。街道清洁工已将这种新产品用于污染严重的城区，目前监测结果称这些区域的微粒已经下降了14%。为确保民众知情权，英国民众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每日空气质量的发布情况。如今伦敦空气质量已明显改善，阳光经常能够透过大气照耀在人们的脸上。

　　不难看出，英国采用了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来防治大气污染。对于北京来说，伦敦治理雾霾的方案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我们必须在借鉴其他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治理之路。

　　首先，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是前提。中国在几十年里走过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很长时间以来，以GDP论英雄的错误发展观仍然左右着一些人的思维，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不愿意淘汰落后产能，甚至暗中保护污染企业；有的企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流于形式，只见减排数字，不见污染改善。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恶化了生态环境，透支了发展后劲。我们不可以效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他们20世纪之前的那种“先破坏再治理”的路线，政府和企业必须承担起各自的环保责任，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淘汰落后产能。

　　同时，防治大气污染，每个人都要积极承担环保责任：北京的人们肯不肯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北京的人们愿不愿意放弃私家车凉爽的空调、舒适的空间而走进一列拥挤的地铁车厢？这是需要人们做出牺牲的变革，相信这些牺牲在百年后会告诉我们的子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次，依法防治是关键。我国在1987年就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对这部法律作了修改。时隔五年，在2000年又对这部法律作出了修订。2014年9月，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经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进一步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目前已将征求意见稿及说明在互联网上全文公布，通过多种方式征求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意见。

　　从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到连续的修改，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手段在防治大气污染中的作用。

　　目前当务之急在于切实落实已经出台的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加大对污染行为的监管和惩处力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三，经济和科技手段是保障。在明确立法、执法、守法的前提条件下，要积极利用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防治大气污染。国家要积极采取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各地要坚持规划先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以及其他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污染联合防治。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已经制定了防治大气污染5年路线图：从2013年到2017年，将突出围绕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四大关键领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任务；同时通过植树造林、扩大水面、生态修复等措施，大力提升环境容量。

　　随着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临近，北京进入APEC时间。北京及周边5省市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渐显效，11月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11月3日上午8点，北京市城六区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接近一级优水平。天空也逐渐变蓝，被市民称为“APEC蓝”。让天变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治理好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大气污染防治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我们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前瞻性的意识、互联网的思维，把大气污染防治上升到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抓实、抓深、抓细，从而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我们期待，APEC会议期间的北京蓝天，在APEC会议之后还将持续蔚蓝，短期的“APEC蓝”会悄然转变为永久的“Beijing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