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近日发出通知，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

　　业界认为，此次试点标志着医疗市场进一步开放。“洋医院”能否在中国顺利地生根开花？能否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的“蛋糕”做大？能否成为一条“鲇鱼”，刺激公立医院加快革新的步伐？

　　“洋医院”是否定位“高大上”？

　　在记者采访中，老百姓对“洋医院”的期待，主要包括“能在家门口看上高水平洋医生”“排队时间短一点，服务态度好一些，看病价格合理一点”，以及“与公立医院形成竞争，治治大医院的‘傲慢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说，外资独资医院一般在资金、规格、服务质量等方面优于本土民营医院，其进入将提升我国现有民营医院整体水平，也会对公立医院产生外部竞争压力，对老百姓是好事情。

　　不过，在很多人看来，“洋医院”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其定位是否要走“高大上”路线？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外资独资医院在我国医疗体系中承担的是“补充”的角色，在中国整体就医市场规模中不会太大。一位业界人士表示，“洋医院”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两类：在华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以及国内的高收入人群。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说，外国资本来北京市投资医院，一般青睐走高端路线，正可改变北京市高端医疗机构缺乏的现状。“洋医院”面临医保、人才、药品设备三道坎儿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了解到，目前，我国境外资本独资医院仅有两家，分别是台资独资的上海禾新医院，以及港资独资的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

　　据“过来人”总结，外资独资医院最难跨过的坎儿，是医保、人才以及药品设备等三大难题。

　　医保：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一般百姓看不起“洋医生”。

　　2002年创建的上海禾新医院是所著名的“洋医院”。一位上海市民说，禾新医院就诊环境和服务态度都很好，但是看病不能医保报销，“那里更适合有钱人看病。”

　　未被纳入医保，是禾新医院门诊量不高的重要原因。院长张焕祯介绍，该院每天可接诊800人至1000人，然而实际日接诊量仅三四百人。

　　被纳入医保的“洋医院”，更容易受到患者青睐。由香港知名眼科医生林顺潮创立的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自去年3月开业以来，一直将挂号费、诊疗费、基本检查费等打包收费，内地医生门诊打包收取150元一次，外籍医生分别为300元、500元和800元一次，不少患者觉得有点贵。

　　今年7月25日，该医院被纳入医保，随即调整了收费系统和标准。对于综合医保患者，该院5名内地医生全部按照深圳二级医院标准收取诊金，一名被纳入医保的外籍医生看病还需自费支付150元的特殊专家服务费；其他外籍医生和自费病人则沿袭原有收费模式。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梁鸿说，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实施市场化定价，应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减轻基本医保和个人支付压力。

　　人才：外国医师一次注册不能超过一年，公立医院人员流动受限。

　　德国阿特蒙集团创始人赖纳表示，根据《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外籍医师在华只能从事不超过一年期限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业务活动。注册期满需要延期的，必须重新办理注册。这对医护人员的聘用将是一大考验。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孟庆跃建议，简化国外医师执业手续，如在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内执业的外国医生采取备案制。

　　创办南京明基医院的台湾明基友达集团董事长李焜耀表示，很希望利用大陆现有的公立医院人才组建医师队伍，“可是这很难，某些体制问题限制了公立医院人员的流动。我们希望中国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可以早点落实。”

　　药械设备：进口审批环节多，急需药品用不了。

　　“迄今为止，国内的外资医疗机构大部分为中外合资，纯粹独资的医院发展脚步较缓，原因很简单：虽然鼓励和引导社会办医的意见有了，但缺乏落实的细则。”庄一强说。

　　在药械设备方面，林顺潮建议，对经港澳台地区及国外批准，但尚未获得我国药监部门审批的少量特效药、急用药品、器械等，在审批环节要给予支持。他说，以眼科移植用的角膜为例，其进口需要从省到市层层审批，对保存期只有几天的角膜来说，根本等不及。

　　张焕祯说，从政策上看，对社会资本办医是“鼓励和引导”，对于境外资本办医则是“允许”，很多政策看得到却用不上。例如，外资医院很难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也不可能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经营成本压力较大。

　　据悉，天津市已提出在滨海新区开展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对社会办医建设导向、规划管理、准入管理、土地、医保、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执业监管等方面明确了支持政策。上个月，德国阿特蒙集团等公司机构就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阿特蒙医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