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亚洲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近年急剧攀升，甚至超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家庭债务高企，影响经济稳健运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也发表报告呼吁要对此提高警惕。

　　统计显示，2007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峰值，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37%，此后稳步回落。但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家庭债务水平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却不降反升，屡创历史新高。截至去年底，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的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均已超过160%，比10年前增加一倍。

　　分析其成因，不难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罪魁祸首。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失速，亚洲经济体对其出口骤减，出口驱动型的亚洲经济体被迫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有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客观上确实刺激了国内消费市场。如泰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45%提高到了当前的49%，韩国从30%提高到了35%，新加坡从19%增长到了26%。但是，由此产生的副作用不可小觑，因为家庭债务水平也出现了惊人上升，如泰国的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2007年至2014年间增长了56个百分点。

　　针对亚洲家庭债务上升现象，一些外媒甚至刊文质疑，亚洲是否会步欧洲后尘，走向债务危机？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剖析亚洲家庭负债上升的另外三个原因。首先是收入增长。近年来，亚洲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以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在过去25年间年均增长8.4%，发达经济体仅为3.5%。强劲的收入增长刺激了消费，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偏好举债消费。据德勤预测，亚洲中等收入人群将从目前的5.25亿人次增长到2030年的32.28亿人次，这将有力促进国内消费，尤其是信贷消费。

　　其次是金融服务的深化。在快速增长的市场支撑下，亚洲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不断扩展其服务，住房贷款、个人贷款、信用卡、投资账户和保险产品等步入寻常百姓家庭。年轻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追求，也助长了家庭举债消费的势头。

　　第三是房产的诱惑。多数亚洲国家的金融投资产品尚不丰富，投资渠道有限，再加上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不少家庭将房地产投资作为家庭投资的优先选择。如在印度和印尼，房屋等不动产占家庭财富的86%。要购房大多离不开贷款，印度的住房抵押贷款近15年年均增长25%，新加坡的住房贷款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近15年增长了33%。

　　亚洲家庭负债上升已诱发了一些并发症，引发人们思考房地产泡沫、银行业风险和对货币政策的挑战等。随着更多消费者把资金投向房产，房价飙升成为普遍现象。例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房价近5年年均增幅高达10%，增速几乎是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一倍，引发泡沫担忧。同时，房价飙升，还诱发了物价上涨。由于强劲的信贷增长，亚洲国家通胀压力陡升，央行决策压力倍增。如果央行采取紧缩政策，虽利于防止泡沫和通货膨胀，但却提高了家庭的还债成本。

　　应当说，亚洲国家的家庭负债水平总体尚在可控范围内。但有关国家政府也需要意识到家庭高负债的风险，采取多种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为地区经济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