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俱乐部扩围之路：2007年之前1家，2008年-2012年2家，2013年3家， 2014年4家， 2015年6家 

　　“千亿俱乐部”再添两军。

　　这是2015年寿险业从数据上看的一个直观变化。仅前10个月，富德生命人寿和华夏保险的总保费就已分别达到1391亿元和1316亿元，新晋为年度保费千亿元险企，排名次于中国人寿和平安寿险，还比排名五、六的新华保险和太保寿险多出了几百亿保费，尽管生命人寿和华夏保险去年全年的保费只有700亿元左右。

　　这一年中小寿险公司的步步紧逼有了可能让大型险企更惧怕的节奏，富德生命人寿和华夏保险代表的“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在业内被更多地谈及和讨论。对此，《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多家寿险公司的一把手、高管，多数对这种现象持开放态度，也有高管表示这种“花钱买保费”的模式不切实际。

　　综合业内的观点，不管选择哪条道路，保险公司需要做的工作都很多、很复杂，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只在简单确定一种模式后就能对标谁，何况在选择模式时也需要充分考虑自身实力，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另一种模式

　　新模式下中小寿险公司发展很快，其快在今年有了“量”上的直观体现。2015年累计总保费在千亿元级别的寿险公司就达到6家，而去年全年千亿俱乐部成员仅4家，新晋的两家公司被认为是寿险另一个模式的典型。

　　2015年1-10月，据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总保费在1000亿元以上的6家寿险公司依次为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富德生命人寿、华夏保险、新华保险和太保寿险。除了中国人寿3454亿元和平安寿险2532亿元以外，其余4家公司均为1000多亿元：富德生命人寿1391亿元、华夏保险1316亿元、新华保险1048亿元、太保寿险1036亿元。

　　翻看往年，《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保监会发布的历年保费数据(2013年之前为原保险保费)发现，2007年之前，仅中国人寿一家公司的保费在千亿元级别；随着2008年平安寿险实现1011亿元保费，寿险业进入只有中国人寿和平安寿险两家公司年保费达到千亿元的时代，这一阶段一直到2012年，持续五年之久。

　　2013年，千亿保费险企仅两家的局面被改写，新华保险当年以1036亿元的原保险保费和1137亿元的总保费晋升千亿元保费险企之列，将千亿俱乐部壮大到3家险企。

　　2014年，千亿俱乐部再扩围，太保寿险当年实现总保费1114亿元，成为千亿保费俱乐部第四家新晋成员。

　　到了2015年，如前所述，富德生命人寿和华夏保险均以新人之姿进入千亿元保费险企名单之列。

　　而在2014年，富德生命人寿的总保费还仅695亿元，华夏保险的保费为705亿元。而新华保险和太保寿险的保费早在2010年就已达到900亿元，而完成从900亿元到1000亿元的跨越，新华保险到2013年才实现，太保寿险到2014年实现。

　　尽管富德生命人寿和华夏保险2015年前10个月的原保险保费仅分别为668亿元和433亿元，但其总保费却高出新华保险(1048亿元)和太保寿险(1036亿元)数百亿元。而根据富德生命人寿对外发布的消息，截至11月29日，该公司今年总保费较去年翻番，已经超过1500亿元。

　　保费千亿元的这份险企榜单不同于往年之处，除了上榜险企数量一举增加两家以外，还以两家新晋险企皆为“新”公司而受到关注。

　　从6家险企成立时间上看，四大险企中，非“老三家”的新华保险成立时间亦接近二十年了，而生命和华夏保险在成立时间上已有一定差距。中国人寿前身是1949年建国后即成立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立分设于1996年；平安寿险业务可追溯到1988年平安成立；太保寿险业务可追溯到1991年太保成立；新华保险成立于1996年；生命人寿成立于2002年；华夏保险成立于2006年。

　　以业务渠道来讲，中国人寿、平安寿险、新华保险、太保寿险4家公司更多倚重业务价值率较高的个人营销员渠道，拥有数十万名寿险销售人员，服务网络遍布全国。而富德生命和华夏保险均倚重银保，这一渠道以理财型保险为主，多被认为是低价值率的。《证券日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富德生命和华夏保险的银保业务占比均达到八成以上，富德生命的个险占比为10%，华夏保险总保费仅有不足3%来自个险渠道。

　　同时，在业务模式上，6家公司亦存在不同，被分为两个阵营。富德生命和华夏保险2家公司被认为是寿险业新模式“资产驱动负债”的典型，相较于此前的先收保费再去投资的“负债驱动资产”，这种模式是先有投资的资产，根据资产去找资金，也就是保费。

　　“道儿都很深”

　　华泰证券分析师罗毅认为，中小型和新型保险公司走上“资产驱动负债”发展道路有其必然原因。首先，寿险市场集中性高，虽然CR4(前四大险企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64%下降到了2015年上半年的51%，但新保险公司与中小型保险公司在销售渠道尚薄弱的情况下很难与大型险企分食市场，因而大部分中小险企采取以高回报的理财型保险获取客源，提高知名度，通过投资赚取利差。另一方面，“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监管思路，将更多的决定权交给保险公司，同时要求把控风险，这给投资能力较强的险企提供了迅速崛起的捷径。

　　对于“资产驱动负债”模式，《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多家寿险公司的一把手、高管，总体上，尽管各方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大家对这种现象持开放态度。

　　“现在很多人议论不是没道理。”在传统险企和新型险企都有高管任职经历的资深人士对记者称，新模式下，有能力先找高收益高质量资产的险企，可以后找对应负债进行匹配和管理，两种模式的出发点、管理逻辑、运营战略都不同，监管层也陆续出台了方方面面的政策，严控风险，特别是偿二代下，无论是哪种模式，都需要在政策要求下去寻找平衡。“我们也不能一个生态都是一个样的物种。”

　　该资深人士表示，无论哪种模式的道儿都很深，各家险企都需要因地制宜，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只在简单确定一种模式后就能对标谁，任何一种模式下需要做的工作都还很多，无论是在负债方还是在资产方，每家保险公司都要兼顾三张表，兼顾利润、流动性、偿付能力等问题。确定模式容易，实际经营起来不简单，总之就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该人士同时也认为，现在行业对公司的归类有些粗糙，将不同公司的经营分为资产驱动负债、负债驱动资产两种模式过于简单，把一家公司归类给某一种模式也不恰当，从实际情况看，不少公司兼具资产驱动和负债驱动的业务。

　　“这说明这个行业才开始好玩儿了嘛！”一家新型寿险公司负责人说，寿险行业的模式正在多元化，打法的多样使得大家的认识也多样了，他认为，多样化是一件好事情，至少能给客户带来多样的选择。

　　“大家此前都在说行业同质化程度高，现在有了新的模式，你不能又只看到风险高，还是要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对于富德生命和华夏保险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上述负责人认为，体现了一个行业应该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失为一种积极尝试。“当你站在客户的角度，他们产品的收益是比较高的；如果你站在大型险企的角度，可能认为他们的模式意味着公司的风险高业务价值低。到底哪个对，很难说。”

　　一家大型险企的副总则多少有些不屑与之为伍的表态，“现在一年期定存利率是1.5%，保险都愚蠢到还给到3.5%以上，这些打高收益业务的公司，花钱去买保费，获得市场份额，一点儿都不切实际了。”

　　当然，业内也有一部分人对行业正在发生的看似热火朝天的态度是“高冷”的，比如，某外资寿险公司总裁就不愿置评，“每家公司的选择不同，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就行了。”

　　罗毅认为，目前来看，市场波动风险和退保风险是理财险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两类风险。纯粹单向资产驱动并不是长久之计，市场波动风险和退保风险若集中爆发，将引发现金流危机。在资产具备一定规模后，以收益反哺传统保险，将理财型保险客户迁移至高价值的传统保险，才能算是实现了“资产驱动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