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包括蚂蚁金服、腾讯金融、京东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几乎都涉及支付、信贷、基金、证券、保险、征信等业务，将这类机构称之为新金融集团并不为过。这些基于互联网巨头起家的新金融集团，正拼抢集齐各类金融牌照。

　　一些网络借贷平台也在转型为综合类理财平台，基金、证券产品不断上线，新型的混业形态正在诞生。但由于网络借贷征求意见稿中不允许网贷平台从事基金、证券、众筹等业务，已经有此计划的公司纷纷以设立关联公司的方式规避监管。

　　互联网金融混业化的趋势和创新比传统金融机构来得更快，于是“一行三会”合并的提法又在新金融业态下迅速被炒热。

　　对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对“一行三会”的监管协调效率颇有微辞，但短时间这一架构难以变革。因此，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要求甫一出台，就明确了各自分工。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联动性、系统性更加明显，监管协调的效率亟需提高。

　　“其中一个协调的准则是普惠金融性，凡是有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符合监管要求的新金融创新将给予支持，而有悖普惠金融精神的创新，则在各类监管部门都不予以放行。”上述人士表示。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对此亦有明确的规定，促进互联网金融组织规范健康发展，加快制定行业准入标准和从业行为规范，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降低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

　　由央行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共同设计的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监测体系也基本成型。目前，参与该体系统计业务和信息共享业务的公司包括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和数家知名P2P平台，以及一家消费金融公司。

　　央地之间的监管分工也是将监管职责落地的关键。尤其在网络借贷的监管上，银监会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将包括备案、规范引导和风险处置等职能交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参与过多次银监会研讨的网贷平台负责人透露，从对网络借贷的征求意见稿来看，银监会负责的是制定大的监管方向，具体监管职能多落在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

　　前期，关于网络借贷监管的意见征集活动已陆续在各地金融监管部门中展开，最终由地方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将收集的意见统一上报银监会。

　　目前，包括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海南、贵州、江西、深圳等省市，已陆续出台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有关文件。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这些地方政策的制定多以加强产融结合、促进区域内产业转型升级为主要目标。

　　业内人士对此认为，过去，为了抢占先机，地方政府往往对互联网金融持开放态度，这也是地方经济转型的需求。随着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未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在风险防控上做更多工作。

　　待解难题

　　伴随监管规则的陆续落地，互联网金融由乱到治的一系列博弈正在进行中。

　　在互联网金融监管细则中，包括网络借贷、股权众筹都定性为中介属性，这就意味着这些平台对投资理财用户不负担任何风险损失。

　　但是，中国的金融投资者往往趋向于盲目投资、片面追求高收益、轻视投资风险，泛亚事件、e租宝事件爆发的影响面之广也足以印证，普通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并不强，对于互联网金融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

　　还有业内人士担心，即使各项监管政策到位，假借互联网金融和金融创新的名义冲破监管底线、扰乱金融秩序的事件可能还会发生，要谨防监管背书效应被放大，干扰投资者的正确判断。

　　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爱君表示，亟需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教育问题。“教育是预防性的，可以发挥市场对金融运作的约束机制，降低自身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

　　另外，在监管分工上，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责任和职能划分上需要更加对等，以防引发监管博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认为，目前互联网金融方面存在对地方政府过度授权的情况，中央政府不可能对所有地方性或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应由中央政府做顶层和制度设计，赋予地方政府执行的权利，不能让地方政府同时制定和执行规则，“泛亚教训已深刻证明这一点。”

　　“泛亚交易所把所有监管体制的问题都推到了面前，中央的、地方的、金融的、非金融的、银监会的、证监会的，全都暴露出来。”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预测，“十三五”期间建立的金融监管体制将会以人民银行为主，以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建立专业性的监管机制。这个监管机制是以功能、产品监管为核心，而不是以机构和行业监管为核心，而且一定是混业监管的。

　　张承惠认为，未来要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金融监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框架。虽然互联网金融业务和传统金融业务，本质上都在做金融，但在经营模式、风控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不能简单按照传统金融机构的模式进行监管。

　　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总是利弊相伴，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只不过挑战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