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和投资都是风险性很高的事。而且，很多众筹项目是被投资者筛选后剩下的。不被投资者看好的项目去众筹，这意味着什么？”12月17日，在科技日报社主办、科技部人事司和科技部青年联合会协办，由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主持的《科技创新大讲堂》上，中关村互助众筹研究院执行院长杨勇说，“目前，众筹作为新兴事物，相关法律还不健全。不少创业者又缺乏契约精神。这样一来，基于互联网的陌生人间的众筹，就具有了更高的风险性。”如何不让“众筹”成为“众愁”？专家、学者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投资人资格界定混乱：如何避免退休老人用“救命钱”投资？

　　解决方案：让“圈子”里的中产阶级做众筹

　　“到底谁更适合做众筹？我认为是中产阶级。”在杨勇看来，在众筹迅猛发展时，投资人资格是首先要界定清楚的。

　　“现在，很多网上的众筹是找老百姓要钱。我觉得并不适合。老百姓没有那么雄厚的家底，他们投资是要快速回报的。但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险。而且，在网上众筹的项目，到底怎么样，老百姓很难把握。”

　　对于退休老人拿着“救命钱”去投资，杨勇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可能会出现问题”。在他看来，众筹也不适合富豪。因为富豪的资源非常丰富。他们不需要通过众筹，就可以解决问题。

　　在分析比较之后，杨勇认为，“众筹比较适合中产阶级。他们账户里有几百万、上千万。现在，房子、股票波动很大，基金也不稳定。他们做众筹，收益有空间，风险也能承担”。

　　对于投资人资格界定问题，近日美国证监会通过股权众筹监管新规。投资者年收入或个人资产净值不超过10万美元，在12个月内最高股权众筹投资额为2000美元。此举意在避免过大股权投资的风险。

　　“投资人到底有多少资产？在我国很难界定。”杨勇主张，我国更适合让“圈子”里的中产阶级做众筹。熟人间知根知底，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风险披露意识不强：如何不掉进高回报率的“惊天骗局”？

　　解决方案：筹资筹智筹人建起创业生态链

　　“众筹中存在不少谎言。你看网上的不少众筹，总拿高回报率说事。这些人甚至不谈风险，就为了让更多人投资。”杨勇说，“可众筹项目有多少能够成功呢？”

　　对于这个问题，《证券日报》曾报道，在中国股权众筹项目中，90%都是失败的。美国股权众筹回报率为15%至40%，风险同样较高。“失败可能意味着血本无归。”杨勇说，“在我国，不少众筹企业为了吸引投资者，不愿披露较多的风险。”

　　如何不掉进高回报率的“惊天骗局”？杨勇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有一种榫卯结构的房子，不需要钉子，靠木头相互借力，但非常稳固。我所主张的众筹，就有点像这种结构，是熟人间相互借力的艺术——互借社会资源、人才资源、物质资源。基于熟人圈子的筹资筹智筹人，这就形成了创业的生态链。”

　　对于杨勇提到的方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何小锋认为，经济学第一假设，人是利己的。熟人间的众筹没有改变这一假设，而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一本性的基础上改变了一个环节——把单次博弈中的取巧心理转化成为多次博弈中的利他心理，让他相信利他的最终结果也是利己。

　　“钱不多可以聚少成多。不差一个土豪，但圈子里的人层次要很高。”在何小锋看来，“财富积聚主要靠无形资产。不是说你有多少房、多少车，就一定怎么样。声誉、信用、专业知识、社会关系，这些都很重要”。

　　法律缺失导致监管空白：如何在契约精神不足的前提下信守承诺？

　　解决方案：在200人以内的熟人圈实现自律

　　“相关法律缺失，产生监管空白期。”杨勇对众筹中的一些乱象表示担忧。

　　不仅如此，他还谈到了中西方众筹模式的不同：“美国做的是陌生人众筹。那里有契约精神，有完善的法律。有问题找律师就解决了。但在我国，很多创业者缺乏契约精神，而陌生人做众筹加剧了这种倾向。”

　　如何在契约精神不足的前提下信守承诺？杨勇谈到了熟人圈的自律：“我们在朋友圈里，精选出不超过200名中产者，共同投资，大家相互监督。同时，请专业人才负责管理运营。”

　　对于这种熟人众筹模式，有着丰富投资经验并长期从事政策研究的房汉廷认为：“第一，西方基督教文明实际上是罪感文化，人们每天都要忏悔；我们是耻感文化，只要不被逮住，就自认为没有罪恶。所以很多西方做法，一到我国就变味了。熟人众筹，把生人都变成熟人，是适应中国文化、具有生命力的。第二，价值问题。过去我们总觉得投资就是赚钱。一旦没了钱，就什么都没了。熟人众筹解决了价值问题。认识一群好友，好人得以相聚，好人可以谋事。中产阶级投资看中的不仅仅是那几个钱。第三，风险控制。这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我们建了那么多信用评价体系都不管用。但在熟人圈里，你不诚信了，大家一句话不跟你说了，就会憋死你。第四，管理。这是政府天天头疼的事，生怕坏人会非法集资。熟人众筹很有意思，200个人互相看着，这就实现了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