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等国宝级古籍亮相国博

　　自8月初起，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接待社会团体预约参观，800余件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在首展中悉数亮相。《永乐大典》、《赵城金藏》、敦煌遗书……一件件国宝级典籍穿越历史、打破时间界限与观众亲密邂逅。特别是善本古籍展厅展出的一些珍贵特藏，更是品相完好、字迹清晰。

　　“没有一代代古籍修复师年复一年的耐心与坚持，我们不会看到现在展厅里的琳琅满目。”带着典籍博物馆讲解员的感叹，记者来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这里曾是国图原址，其前身是清代的京师图书馆。记者走进位于文津楼右侧的文献修复工作室，伏在一张张老式实木桌上的正是这些古籍修复师，他们的毛笔、糨糊、剪刀、棉纸在破损的书页间游刃有余地运用，手下是娴熟过硬的技法。其中，记者见到了曾参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重大修复项目的国图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

　　“片纸只字，要认真对待”

　　朱振彬是中国近代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的弟子，1980年从学校毕业后便来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工作。当时的北图古籍修复人才青黄不接，馆里请张士达重回北图培养人才，以使古籍修复技术得以延续。“就在此机缘下，我得以拜张士达先生为师，自此便开始了我的古籍修复生涯。”朱振彬回忆说。当时，张士达已是八旬高龄，但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

　　据朱振彬介绍，国图的古籍修复传承不仅体现在具体技艺上的传承，更是一些理念、工作态度以及一些古籍修复根本性原则的传承。他曾在张士达的家里整理其遗物时见过他的一篇手稿，上面记录的关于古籍修复的想法、提到的注意事项，至今古籍馆修复师们仍在遵循。“像师傅提到的‘片纸只字，要认真对待’，我们现在仍在坚持这样的工作态度。”朱振彬回忆，老师的技艺通过口传心授、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而老师关于一些宝贵经验的总结也为当代古籍修复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比如有些古籍随着时间流逝上下两角都被磨圆了，有些人会把那破损的角补上、修齐，而老师要修则是力求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个‘圆角’实际上是历史的烙印，修平它便失掉了古籍的韵味，所以，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这便是我们馆现今都在坚持的‘整旧如旧’原则。”

　　而今天，朱振彬也要像当年的恩师一样，为古籍修复培养人才。崔志宾便是他的“徒弟”。1987年出生的崔志宾，刚在国图古籍馆工作满一年，是国图古籍馆目前最年轻的古籍修复师之一，因其有两年在博物馆做字画修复的实习经历，上手很快。当回忆起自己修复的首部“作品”——《百花谱》稿本时，崔志宾告诉记者，每一页都需拆下来修，书的根部有书名标记，朱振彬要求她在把每一页修复完成并合起时能做到严丝合缝，而且书名标记合对起来也不能有参差。

　　妙手慧心，令国宝重见天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国宝《赵城金藏》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存放于煤窑中，恶劣的环境致使其损坏程度相当严重，修复工作迫在眉睫，张士达等4位“国手”首先参与到对国宝的紧急“抢救”当中。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连修复用纸都是来自于社会捐赠，开展抢救性修复工作何其艰辛，直到1965年才基本完成对《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那次修复论证和修复过程中形成的“整旧如旧”修复原则至今还是古籍修复行业遵从的基本原则。“所以说，古籍修复的学术理论是一代代大师们从亲身实践中不断体悟和总结而来的。”朱振彬说，当时张士达等老一辈修复师们还专门留下几卷尚未修复的经文卷轴，目的是让世人看到当初经卷的损毁程度，并能铭记历史、珍爱古籍。

　　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于1989年开始筹备，直至1991年才正式开始修复工作。国图馆藏1.6万余件敦煌文献，参与修复工作的人员只有五六位，朱振彬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些破损文献脆化相当严重，跟烟叶一样，不敢相信自己能修好。”他感叹道。面对已经“枯萎”的文献，他一纸一纸、一字一字地去对，大约一纸平均得对好几天才能最终把字对好。现如今，国图关于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已接近尾声，历经20余年，敦煌文献终得以修复。此次国家典籍博物馆敦煌展厅所展示的大部分展品都是经他们之手而得以重见天日。

　　培养“国手”，要找到有效途径

　　目前，国图古籍馆在编古籍修复人员仅19人。据了解，全国公共藏书单位的古籍修复师不足700人。自2013年起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以来，古籍馆多名资深修复专家为前来“取经”的地方藏书单位修复人员开展业务指导与培训，使得国图的“国手”技艺能够向各省市图书馆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起到一定作用。

　　但如朱振彬所说：“成长为一个能应付自如的成熟古籍修复师，对其的培养至少需要5年到7年。与戏曲一样，古籍修复也讲究‘拜师学艺’的传承方式。”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也表示：“成熟的古籍修复师一定得熟悉各种书的书况，掌握修复各种书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个比较耗时、累积经验的过程。国家图书馆因有丰富的古籍资源，所以可以加速人才成长，而师徒之间口传心授、手把手传承，仍是我们培养‘国手’接班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