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钱慧安《烹茶洗砚图》

　　关于茶的起源问题，一直被蒙上神秘色彩。将茶道奉作“国粹”的日本认为茶乃佛祖释伽牟尼所“发明”，与此异曲同工的神农发明茶之说在我国广泛流 传，迄今对此深信不疑者仍大有人在。正是这种虚妄的茶起源说使海内外的学者产生了困惑，也为多起源说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因此探索茶之为饮起源于何时 何地，就成为茶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重要问题。

　　战国秦汉：茶之起源

　　神农发明茶之说，究竟由谁提出，今已难确考，但最先将此说形之于文字，并加以阐述者首推陆羽。他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 农氏”，在同书《七之事》中又提出“三皇炎帝神农氏”为茶祖的观点，又引相传为神农所撰的《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以证其说。其实神 农、三皇、炎帝皆是先秦至秦汉间言人人殊的人们“想象中的人物”。其发明农业、医药等传说，不过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时代的象征。陆羽提出神农发明茶之说后， 即遭到唐宋时人的痛斥。如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读书笔记中明确指出，所谓神农发明农业、商业之说，实在不过是汉代易学家的伪造（《习学记言序目》卷四 《周易四·系辞下》）。陆羽曾被誉为茶圣、茶祖、茶仙，《茶经》更被奉为茶学百科全书，但由于其所处时代的认知局限，留下不少经不起推敲的似是而实非之 论，神农发明茶之说，即为典型一例。

　　不妨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一下神农发明茶之说的虚妄，这必然涉及茶学界另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即“茶从药用进化到食用”，还是从食用进化到饮用？ 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答案应以后者为妥。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最初的记载中，神农这一举动只是为了解决果腹问题，然后教民耕种，发展栽培农业。这种传 说，似始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食，食蠃蠬蚘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 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类似记载还见于《新语·道基》，《佚周书》等也有相似的载述。但其中都未提到 “茶”字，且茶也根本不会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诗经》中保存了一张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人们食用各种食物的“菜单”，其中并无茶。迄今西南少数民族仍 保留着食用腌茶的习俗，也许为古人食用茶的余风流韵。综合上述情形，比较合乎情理的结论似是：所谓尝百草，首先应是食用，在长期的食用过程中，发现某些草 本或木本植物的药理功能及疗疾作用，才遴选出来作为中草药。茶的演变过程似乎应是从食用到饮用。虽然《本草》中有茶，但按现代审评标准，与其说茶有药用功 能，不如说茶有某些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实际些。

　　值得注意的是，《孔丛子·连丛子下》有记载称：“伏羲始尝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后五谷乃形。”这里神农换成了伏羲，日遇七十毒也变 成了七十二毒，但仍然没有茶。只能说明这类传说有多种版本，会在长久的口耳相传中变换其内容，力求其“可信”性而已，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其虚妄性。

　　至于提到茶的《本草》，其经历代传承，由《唐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政和本草》一路发展完善，在距今约900年前终于有 了里程碑式的定本。但从《神农本经》起至《政和本草》，均无神农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的片言只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条记载竟出于清人孙壁文的伪造。当 代茶学泰斗吴觉农先生在其遗著《茶经述评·前言》中论定：“茶树原产地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而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把西南地区的茶叶传播到中 原地区。至于《茶经》说的春秋时代晏婴曾食用过茗已不能使人置信；则神农最先使用茶叶之说，就更难以成立了。”其说尚矣！

　　目前，海内外茶学界关于茶的起源时间仍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有主张上古、西周、春秋说的，也有主张战国、秦汉、魏晋说的。究其原因，实乃主春秋 以前说者，对史料进行了曲解、臆解。可以断言：先秦古籍中的“荼”字，均不是今之“茶”，九经无“茶”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论。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 都显示，茶应起源于战国或秦汉之际。但这一问题的含混不清由来已久，关键在于搞清楚古代文献中“荼”字之形、音、义。最早对古文献中的“荼”字作出比较正 确释读的是北宋末人王观国，他在学术名著《学林》卷四中考辨了“荼”字的五种义项，四种读音。只有最后一种别名“槚”的苦茶，才能与今之茶划上等号，但这 乃始见于晋郭璞《尔雅注》。稍后，南宋人王楙也指出：“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类；《周礼》‘掌荼’、《毛诗》‘有女如 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苇之属；唯茶槚之荼乃今之茶也。”此与王观国之说如出一辙。

　　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有《邛州先茶记》（刊《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四部丛刊》本）一文，他说：虽然“传注例谓茶为‘茅莠’，为‘苦荼’”， 而且苏轼早就有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其义亦已著明”；但有人仍然把古之“茅莠”、“苦菜”之荼与茶饮之“茶”混为一谈，所以他感叹：“予虽 言之，谁实信之？”这种由来已久的夹缠不清实在难以廓清辨明。清初学术大师顾炎武在《唐韵正》卷四、《日知录》卷七中，旁征博引，集古之大成，指出荼有苦 菜之荼（又可借作“荼毒”之“荼”）、茅莠之荼、蔈荂之荼、委叶之荼、虎杖之荼、槚之苦荼等七种含义，又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对荼字的形、音、义进行辨 析。最后得出结论：“槚之苦茶，不见于《诗》《礼》”，“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顾氏所谓“秦人取蜀”，当指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 马错伐蜀，灭之。从西汉王褒《僮约》“武都买茶”、扬雄《方言》、司马相如《凡将篇》已出现茶字分析，蜀地当为茶的发源地之一。武都，即武阳（今四川彭山 东），是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这表明随着秦汉帝国的相继建立，原产于西南的茶也沿长江流域向东南拓展。武阳作为西汉著名的茶叶集市和流转中心，这一确 凿史实已充分表明：作为茶原产地之一的蜀地，已有相当长时间的饮茶史了。因此笔者认为：茶的起源应始于距今约近2500年的战国时代。就其具体地点而言， 学者又有云南、贵州、云贵高原或川西、鄂北等诸说；笔者以为：就其较大的地域范畴而论，似可概括为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

　　总之，“荼”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多义字，读音也各不相同，有荈茗之含义的“荼”仅为其七项义符之一。从考古发现来看，上世纪以来出土的东汉茶具 上已刻有“茶”字，晋、唐碑刻上亦多出现“茶”字。众所周知，专用茶具总比茶饮略晚些问世，据陶瓷史专家颇为一致的研究成果，我国已出土的茶具可确证最早 为东汉时烧造，亦可为上述战国或秦汉茶起源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魏晋南北朝：茗饮与茶文化的孕育期

　　两汉的茶事资料见于文献者，仅寥寥数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魏晋南北朝史料中，茶事资料明显增多。这表明，茗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已呈渐成气候并稳步发展。故唐宋时主张茶起源于魏晋说者颇有人在。

　　约与陆羽同时代的韩翃曾代田神玉作《谢茶表》，其中有一联名句称：“吴主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客，才有分茶。”（《文苑英华》卷五九四引）前 句指吴主孙皓密赐韦曜以茶代酒的故事，后句指晋臣分茶给友人。此乃中国文人常见之礼俗，又称“分甘”或“分贶”等，而有学者竟又与宋代才有的茶艺形式“分 茶”混为一谈。唐宋时人仍有将名茶赠给友人称作“分茶”者，如邵雍《击圵集》卷五《谢城中张孙二君惠茶》：“仍携二友所分茶，每到烟岚深处点。”即为明显 例证。被誉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就主张茶饮始于魏晋。无独有偶，欧阳修亦以为：“茶之见载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茶经·七之事》凡辑録茶事资 料四十五条，其中三十九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事，占87%的绝对多数。茶事记载的增多，与茶饮由南向北逐渐推广应是同步的。故陆羽卒后约半个世纪，唐杨 晔在《膳夫经·茶录》中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取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 《膳夫经·茶录》约撰于大中十年（856），作者认为晋宋间吴人还保留着茶叶菜食的习俗，可能是指寻常百姓人家，也许当时茶还是贵族、文士的专享品，犹如 “旧时王谢堂前燕”，尚未“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还认为，中唐以后，茶事始盛。此乃颇有见地之论。杨晔是书，罕见前人论及。

　　在陆羽《茶经》成书以前，关于饼茶的制作及煮饮，仅见一条独家记载，据称出于《广雅》：“荆巴间采茶作饼，既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 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段引文，始见于《茶经·七之事》。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教授早在半个世纪前就 已指出，此文与张揖《广雅》之文体完全不同，不可能是《广雅》中文字，疑是书名有误。此文亦见宋本《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三等，皆引 作《广雅》。是否在唐以前还存在另一种同名为《广雅》之书呢？三国时魏国的张揖不可能如此详尽地记载饼茶的制作、煮饮法及其功效，殆无可疑。但是南朝后期 乃至隋唐间，随着茗饮的推广，人们对饼茶的认识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毕竟某种程度承继了《修文殿御览》资料汇编功能的《太平御览》，完全有可能据同名 之《广雅》记录下这条可贵的资料。这条唐以前史料最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茶以“米膏出之”，这是茶米一词最合理的诠释；二是以姜葱等“芼之”，即保持茶菜 食的孑遗。可认为是从菜食到饮用的过渡期方式。诚如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五所云，这一捣末煮饮饼茶之法，一直流传到明代，“蜀人饮擂茶是其遗制”。 上引资料的重要性还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从茗粥到茶饮的过渡期，也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孕育、奠基期。

　　所谓“魏晋风流”，即主张个性的解放和张扬。《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堪称其代表。这种“风流”，并非终于东晋，南朝仍一脉相承。茶文化的独 特魅力就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得以充分展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魏晋风流与两宋文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先后辉映的基本特征，即为“独立精 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发人深思的是：这两个时代堪称茶文化史上的两大转折期，前一个转折以茗饮从王公贵族到士大夫间的流行为特征；后一个转折则以茶 饮的精致化、普及化、平民化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魏晋是茶饮的发轫期，宋代无疑是其发展的顶峰期。盛行于日本的茶道，正是南宋茶艺东传，经其本土化改造而 成。其核心技艺，如代表性茶具茶筅的运用，早在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就有高度成熟、出神入化的描绘，这比日本茶道的萌芽期早了100余年。

　　无独有偶，魏晋与两宋，又都是对释、道比较宽容或包容的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并存交流、融合渗透的时期。茶作为三家共同嗜饮的饮料，绝非偶然。三 教茶饮方式的各不相同，也将我国的茶艺水平推向极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茶不无关系：以茶养廉，以茶示俭，藉以为媒；服食祛疾，参禅打坐，藉茶以助。甚至 以茶为祭品，亦始见于齐武帝祭母及遗嘱。道家将茶作为养生保健饮料，亦始于此时，代表人物是有深厚道学修养的陶潜。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之备茶图

　　中唐至两宋：与茶有关之“生态”逐渐稳固成熟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这绝非如封演小说家言所谓，禅教盛行而为之推波助澜。如是，经过“三武灭佛”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唐武宗灭佛，与禅教相伴随之茶饮岂非也要绝迹？事实上，中唐以后，茶文化的发展繁荣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长庆元年（821），李珏曾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消费需求的激 增，必然刺激生产的发展，这是商品经济的规律。据今存唐宋时人著作中涉及的唐五代产茶之地，已近七十州，遍及今秦岭、淮河以南的十四省区，今日全国的产茶 区除台湾省外几乎在唐、五代都有产茶的记载。至唐末、五代，人工栽培茶的技术已相当成熟，接近现代水平，而每亩茶产量，更高达120斤（折合今量约183 斤），令人吃惊。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刚采摘的毛茶，加工成成品茶，每斤约需三斤毛茶。故如以古今同一口径即成品茶折算，亦不过亩产60余斤（今量）。而至 宋代，茶产地和产量都比唐大幅增加及提高。

　　宋代的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民谚就产生在宋代。李觏说：“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 也。”可见，其普及程度远胜于唐。茶的生产、栽培加工制造技术，宋人也有明显的进步——今似未见唐以前人采夏秋茶的记载，宋人则普遍开采。黄庭坚、陆游、 范成大等人的游记中均有关于卖秋茶的记载。茶的一年数采，始于宋人，这不仅可大幅提高产量，而且有利于茶树之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此已为当代茶树栽培理论 所证实。宋代的制茶工艺也已达到精致化、艺术化的程度，以北苑贡茶为代表。历代的贡茶制作以宋代工艺水平最高，也最为奢华和精美，甚至成为可供赏玩的工艺 品。宋代不仅北苑贡焙一枝独秀，各地名品相继涌现，推陈出新，名茶各地多有，据不完全统计，品种已逾百。尤值得注意的是，宋已大规模利用水磨加工茶叶，称 为末茶，以解决东京等大城市100余万人口的食茶需求，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乡茶馆的消费需求。宋代官私茶园的规模也很大。据丁谓《北苑茶録》之说，北 宋初年，福建建安的民焙就达到1300余所。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北宋已有茶苗异地移栽成活的范例，南宋人工栽培茶苗异地移栽技术已相当成熟，达到当代水平。茶苗异地移栽技术在当时已大规模推广，在四川甚至有颇具规模的茶苗走私贸易。

　　唐宋时期，因茶的规模生产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故产生了一批产茶专业户，称茶户或园户（宋代文献中，园户又指蔬菜或种花专业户等）。如唐文宗时， “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册府元龟》卷五一○）。在我国红茶的主产地歙州祁门县，唐懿宗咸通初，编户齐民约5400余户，“业于茶七八矣”。唐宋时 期，不仅有富甲一方的大茶商，也有无数中小茶商活跃在流通领域，架构起沟通生产与消费的桥梁。

　　关于宋代茗饮的风尚、习俗和茶艺，“茶道专家”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有一概括性的述评：“本朝之兴”，“百废俱举，海内晏然”。“荐绅之士， 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宋代的茶艺，大致有以下几种 形式：

　　斗茶，即审评茶叶质量及比试茶技艺高低的一种活动，各地多有。范仲淹即作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斗茶十分讲究茶的色香味，用来斗茶的均为极品 名茶，也颇讲究水质和茶器，如福建建州专门生产“斗盏”。斗茶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论胜负则如蔡襄《茶録》卷上《点茶》所云“相去一水两 水”。

　　点茶，是宋代最为流行的茶艺活动，包括炙茶、碾罗、烘盏、候汤、击拂、烹试等一整套复杂程序的茶艺。其关键在于候汤和击拂，茶筅、汤瓶、茶盏是 此种茶艺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各地还有不同的点法，如流行于衢州的衢点、饶州的饶点，甚至不产茶的汝州汝点（汝州有著名的汝窑，或因产茶器而盛行点茶）。客 来点茶，成为宋代城乡最普遍的风俗，如王安石弟子陆佃《依韵和赵令畤三首》之一诗云：“鸜鹆逢君要点茶。”（《陶山集》卷二）连养在家里巧舌如簧的八哥也 知道呼唤客来要点茶，足见当时点茶的普及程度。宋徽宗赵佶堪称点茶高手，他妙于击拂，将茶筅运用得炉火纯青，茶面呈“疏星皎月”状态。他将所点之茶，分赐 群臣，称之为“自布茶”。在《大观茶论》中还有精彩独到的点茶经验之谈。

　　分茶，则是始于宋初，盛行于宋元的一种高级茶艺，又称“茶百戏”或“幻茶”。即下汤运匕，使茶面幻出虫鱼花鸟之类，纤巧如画，但须臾即散。曾几 二侄曾迪、曾造，陆游及其子子约，南宋初分任宰执的史浩、陈与义，李清照等均为宋代分茶好手。看来，和琴棋书画一样，分茶也成为宋代文雅之士的必修课。杨 万里《诚斋集》卷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记载了在胡铨家见到的这位禅门分茶专家的绝技表演：“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 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分茶的关键还在于名茶、名泉（水质）、茶具及茶汤的温度等，神来之笔则在于击拂及以银瓶注汤之技巧，全在 于手法及指法上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煎茶、点茶、斗茶、分茶是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四种茶艺形式。煎茶，是唐宋时代最为盛行的茶艺，又称煮茶、烹茶等。后三种均是宋代始有的茶艺，其 共同特征是均需击拂。宋代茶文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茶艺的精致化、艺术化，其广泛普及与平民化的双向张力，推动了宋代茶馆盛况空 前的大发展，并奠定了今日茶馆的基础。宋代星罗棋布于大小城市的茶楼、茶肆、茶铺、茶坊，有的还兼营饭店、旅馆、浴室等。在北宋京城东京及南宋都城临安就 有满足各色人等消费需求的茶坊。乡村和偏僻山区也遍设茶馆。洪迈志怪小说《异坚志》中有许多关于城乡茶馆的故事，完全是两宋社会的真实写照。在南宋中期， 杭州四百四十行中，有一行专卖“茶坊吊挂”——茶馆装饰用品，其业之盛可见一斑。宋代茶艺非常讲求其艺术境界，往往与文人雅集、吟诗作画、赏花听琴、焚香 插花，相辅而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宋徽宗《文会图》、刘松年《斗茶图》及河北宣化辽墓出土的《茶道图》均有极为细致、逼真、生动的描摹。

　　宋代茶文化的鼎盛，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茶诗的盛衰就颇能说明问题。盛唐前期的玄宗开元末之前，很少有茶诗，李白、杜甫等天才 诗人仅有茶诗寥寥数首；唐中期，即元和末以前，茶诗大增；唐后期即穆宗至唐亡，茶诗盛行；见于《全唐诗》者55人，存茶诗233首。宋人茶诗则数以万计， 文士几无人无之，陆游一人就有茶诗320余首之多。黄庭坚又有茶词数十首，是历朝写茶词最多也最好的一位。宋人诗词反映茶事生活面的深广度远胜唐人，脍炙 人口的名作也远多于唐人。这与中国茶文化莫盛于宋的状况是完全吻合的。哲理化、艺术化、精致化的茶艺、茶俗、茶礼、茶道以及文士和民众的丰富多彩的茶事实 践，为宋代文人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成为传世杰作成批涌现的丰富源泉。

　　明清：文士的闲适化和民间的普及化

　　朱元璋出身贫寒，发迹前备尝民间疾苦。登基后，即诏令罢贡龙凤团饼茶，只贡少量茶芽，从此开创了茶文化史上叶茶、散茶冲泡烹饮的新时代。因其简 便易行，此法一直沿袭至今。明人重视贮藏置顿之法，无论在茶品审评、采摘炒焙、择泉煮水、火候汤候、烹点饮啜、品饮时宜禁忌及人文环境等方面均有与宋元不 同之处，即已从烹饮末茶为主过渡到以啜饮散、叶茶为主。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六府成为新的名茶产地，茶人茶侣亦群聚于此，把文人茶推向极致，成为领导 潮流的新的茶艺中心。与此同时，江西、福建等地也有一批文士嗜茶成习，以喻政、徐 为代表的茶人在探求茶艺的同时，还汇刻《茶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茶书丛刊，所收茶书多达数十种，为总结唐至明代文人茶的茶艺、茶道，推进我国茶文化 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明人的别集中，还有内容丰富的茶诗文，充分展示了在追求优雅闲适生活方式的明代士大夫心中，饮茶成了不可或缺的必修之 课。正如陆绍珩总结的那样：“幽人清课，讵但啜茗焚香。”由退休官僚、文人隐士、书画与赏鉴名家及茶商为主体构成的茶人集团，其生活方式无非就是：“明窗 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娱。有兴则泛小舟，吟啸览古于江水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蒪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士，佛庙绝胜。家有园林，珍花奇石， 曲沼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烹茗为这种优雅精致的社会生活方式注入了活力。

　　自陆羽《茶经》以来，对器具、泉水的讲求代代相传。有“天下第二泉”之誉的惠泉，自相传陆羽品泉以来即长盛不衰。无锡惠山泉长达一千余年的盛 名，充分证明茶、泉、器具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茶艺的三要素。茶器具则各代各具特色。陆羽《茶经》所述之二十四具，乃日常用品；法门寺出土的皇家 茶具之精美，令今人叹为奇观。宋代极重建盏斗器及长沙白金茶具等，又发明了茶艺的核心器具——茶筅，其成为日本茶道中首要茶具。甚至我国各个时代对茶具的 颜色也有不同要求。如唐代崇尚绿茶，选用茶具以越窑、岳窑为上，因其色青，可益茶色。而宋代尚白茶，则以建盏黑瓷为宗，亦以其“咬盏”分明，宜于斗茶。当 时的一种兔毫盏，尤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来流传到日本，被称为“天目碗”，今已是“国宝”级文物。明初王宠家藏茶鼎，与供春紫砂壶、惠山竹炉、宣窑茶具齐 名。竹炉最能体现返璞归真的茶艺思想，因而深得明代南方茶人的喜爱，诗酬吟咏，历久未衰，绵延明清两代近五百年尚余音缭绕，其盛况可见清吴钺、刘继增辑录 《竹炉图咏》，堪称明清的代表性茶具之一。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应在宋代，清陆廷灿《续茶经》等书中所搜辑的宋代茶事数据最多，即为明显例证。在《全宋文》 《全宋诗》《全宋词》中收集的宋代涉茶诗文词赋中尤有充分体现。笔者数十年致力于爬梳搜辑，已近百万余言，这仍将是有待继续整理的珍贵文化遗产。

　　明人张源将茶道总结为“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的“精、燥、洁”三字经茶道。其《茶录》堪称深得茶道真谛的经验之谈，这是他长期饮用名茶碧螺 春总结出来的茶艺心得，虽语言朴素，却不失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茶准则。而杜浚（明清之际著名诗人，以嗜茶著称于世，撰有《变雅堂集》等）所谓“茶有 四妙”，“湛、幽、灵、远”，却更多蕴含了他对空灵幽远境界的精神寄托，代表了明清文人对茶道的追求，这与日本茶道有某种相似之处。总体而言，明人艺茶， 追求环境优雅，白石清泉，烹煮得法，善于观赏，将其视之为茶人茶道的精粹。清代的茶文化，在“君不可一日无茶”的清高宗乾隆时代达到了高潮，体现在《红楼 梦》等小说中的茶艺，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老舍先生的《茶馆》，仅以三幕就抒写近代三个不同时期的众生相和社会百态，从这个角度而言，茶馆某种意义上也是 社会的缩影，故历代的茶馆也是社会学史家关注的对象。

　　“茶马贸易”在宋代始成制度

　　黄庭坚诗云“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生动贴切地概括了我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茶马贸易制度的历史，值得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茶马贸易始于何时？

　　我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之始，向来有“定论”，即始于中唐以后。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封演随心 所欲的十二字小说家言，被欧阳修抄入《新唐书·陆羽传》，后又被宋末王应麟、马端临分别据以写入《玉海》（卷一八一）及《文献通考·征榷五》，遂不胫而 走。封演之说历来被视为不刊之典，但细究其实，这无非是一种毫无史料根据的主观臆说。

　　安史之乱后，回鹘大驱名马入唐，确为史实，但唐政府支付的为绢帛而不是茶。安史之乱前后，唐茶还只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尚未普及到民间，绝无可能 用相对而言较昂贵而又稀缺的茶去交换西马。唐代征收茶税，始于建中三年（782），但是作为权宜之计推行的；正常的开征十一税率茶税始于贞元九年 （793）。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榷茶试验，不到一年即告失败，也为自己招致了杀身之祸。直到宣宗大中六年（852），裴休立 “税茶十二法”，才使得唐代茶法稍具规模。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具有某种封建国家财政经济“计划体制”性质，作为由政府组织或主持的易货互市的经济模式， 是以官方榷茶为必要前提的。而唐代没有史料可以证实茶为易马之物；相反，绢马贸易的史料却比比皆是。绢帛，是唐代实行两税制度征收的主要实物税，是唐政府 支付西北少数民族之马的主要偿付物。唐代有一专有名词——“马价绢”。确切而言，唐代实行的是绢马贸易，而绝非茶马互市。

　　“安史之乱”后，大唐昔日水草丰美的牧马胜地陇右等沦失殆尽，吐蕃乘虚而入，“苑牧蓄马皆没”，“马政一蹶不振，国马唯银州河东是依”。安史之 乱平息后，为了维护国防，须保持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除了国内括马外，唐政府就只有向回纥、吐蕃等市马一策。绢马互市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马价 绢”对唐王朝是一项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在任何唐代文献及出土资料中，迄今尚无可考见真实可信的茶、马互市数据。因此，所谓乾元以后唐与回纥始行茶马贸 易，不过是封演心血来潮、向壁虚构的小说家言而已。即使仅从史料学而言，孤证是不足以采信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过的治史原则：“通论吾国史料，大抵 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

　　即使到五代，甚至宋代中期，高昌回鹘以马换回的仍然主要只是钱和绢帛，殆无可疑。

　　明确记载茶马互市的史料似始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 市马”，因路途遥远，运钱不便；又恐“戎人”得铜钱后熔铸成兵器，故应盐铁使王明之请，“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从之”。而茶马贸易真正形成制度则在 宋真宗咸平元年（996），《长编》卷四三有载：应杨允恭之请，正式置估马司，主管市马，定河东、陕西、川陕诸路市马之处凡十九州军，皆置市马务，遣官主 其事。又重申：“以布帛、茶、他物准其直”，岁市五千余匹。又在边境设招马之处，遣牙吏入蕃招募，给路券，至估马司定价。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比较完备 机构、制度和具体规定的茶马贸易资料，作为一代典制的要素均已具备。不久后还产生了与唐代“马价绢”相对应的“马价茶”一词。这一“马价茶”，堪称茶马互 市的标志物。其后，关于茶马贸易中茶作为主要交易物的史料屡见于载籍，《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就有无数条详尽记载。现存散在《宋会要》各门中的茶马史料， 至少有数十万言，加上明代的茶马资料，已有百余万字；笔者经多年整理、校证，即将在《茶书全集》中刊行。

　　茶马贸易的高潮在熙宁七年至元丰末年间（1074—1085），这是为了适应神宗开边拓地积极进取的军事需要。宋神宗命李杞、蒲宗闵相继入蜀主 持榷茶、买马，在成都和秦州（今甘肃天水）分别置茶、马两司，榷茶买马。作为熙丰新法的措置之一，大张旗鼓在川陕展开，并作为赵宋王朝的不易之典延续至南 宋之末。北宋买马年额约在15000至20000匹左右，最初易马茶用一驮（100斤）易一马，后比价不断上升，至南宋数十驮茶尚换不到一匹善马。最多时 每年用博马茶逾1000万斤，约为蜀茶产量的三分之一。通常以雅州名山、洋州等四色茶为主。北宋易马多在西北。南宋因西北易马之地丧失殆尽，市马之处以西 南为主，多为不及格尺的驽马，难以上阵。战马不充，质劣数少，没有强大的骑兵军团，是宋军在宋辽、宋夏、宋金、宋蒙之战中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宋臣多 有激愤痛切之论，然马政弊坏，茶马之政也每况愈下。

　　茶马贸易作为一代成典，体现了宋政府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的经济观念。宋代的茶马贸易也影响到明清两朝，尤其明代。湖南安化等地的茶砖等紧压茶 创造于宋代，数百年来一直是畅销边茶的主要品种之一。当然，宋代茶马贸易也会伴随一些血泪代价，宋政府带有超经济垄断性的茶马贸易政策也必然会蒙上不平等 交易的阴影。但茶马互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毕竟利大于弊，其长盛不衰，高潮迭起，达七百年之久，绝非偶然。其对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交融及我国西北、西南 缘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进步，无疑有积极的影响。但与早已成为显学的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明茶马贸易的研究，尚未引起中外史学 界的充分关注，仍是尚待“垦辟”的“处女地”。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其新著《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