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 《爱痕湖》(局部)

张大千 《凌云仙女图》

张大千 《嘉耦图》

　　在刚结束的广州华艺秋拍中，“大千世界——张大千作品集珍”专场受到藏家热捧，成交总额破亿元。张大千作品之昂贵、坚挺让许多藏家望而却步。而作为国内收藏张大千最重要的藏家之一，程恩嵘却在几百幅张大千作品“出出进进”的过程中，多次演绎“低买高卖”的传奇，用“以藏养藏”的方式，缔造了富有品质的收藏体系。借其来穗讲座之机，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零成本”踏上艺术品收藏之路

　　程恩嵘是山西人，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国企做宣传干部，喜欢篆刻和书法，因此结交了不少当地的书画大家、文化名人。上世纪80年代初，“艺术品市场”这个概念还不存在，艺术品也没有“价钱”，而是兴之所至地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程恩嵘于是“零成本”地踏上了艺术品收藏之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上海朵云轩、中国嘉德、瀚海等拍卖公司敲响拍槌，中国大陆的艺术品市场进入草创时期。程恩嵘辞掉了工作，专心投身于这片机遇无限的蓝海，并渐渐将张大千作品作为自己收藏的主要方向。

　　当时，张大千的精品力作非常昂贵。程恩嵘记得，1993年朵云轩敲响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第一槌”，当时的拍卖封面就是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卖了143万元；1994年嘉德首拍，张大千的一幅仿石涛《石梁飞瀑》拍出了209万元的高价。不过，虽然精品价格高昂，但张大千的“普品”在当时却很便宜。这主要因为张大千是一个纯粹的职业画家，艺术生涯长达六十多年，再加上为人豪放，应酬之作甚多。“当时，张大千的很多作品价格，不要说远远低于齐白石，甚至比陆俨少、傅抱石、潘天寿都便宜。”

　　这给了程恩嵘介入的机会，他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幅张大千作品，是其在1929年画的一幅芋头。“在广州从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手中购得，不到3万元。”程恩嵘得到这幅作品之后，做了深入研究，为它找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出版著录。几年之后，再度投放市场，这幅作品拍出了50万元。

　　从普品开始卖出买进 做足功课“以藏养藏”

　　程恩嵘坦言，他之所以能够收藏张大千这样的超一流大师并形成一定规模，一是得益于历史机遇；二是他走的“以藏养藏”的道路。他从收藏普品开始，在卖出买进的过程中，收藏的层次也不断提升。而总能够低买高卖，也不仅仅是因为打了个“时间差”，程恩嵘的诀窍其实是：以“做功课”的方式增加藏品的附加值。

　　比如，2009年曾有一幅张大千1946年仿石涛的山水出现在拍场上，因为不是标准的“大千体”，很多人都“不敢认”。春拍中，这幅作品虽然被一位成都的藏家以20万元的价格拍下，但最终这位藏家没有提货。因此，这幅张大千作品又出现在同年的秋拍中。“似是而非”再加上刚刚经历了一次违约，这张“张大千”更没人敢碰了，程恩嵘以3万元的起拍价便将其收入囊中。买下这幅作品之后，程恩嵘在一年之内为其找到了两个重要的出版记录，为其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一年之后再次送拍，这幅作品拍出了一百多万元的价格。

　　2010年秋拍，中国嘉德的拍场上出现了一张四尺整张的张大千《忆游峨眉》，程恩嵘一见，心中暗惊，因为他知道这张作品是张大千1963年送给哥哥张文修的，后来卖给了四川文物总店。改革开放之后，这张作品曾在拍卖市场上出现过两次，没想到又第三次出现了。最后，程恩嵘以320万元的价格拿下了这幅画。

　　拍卖公司只为这幅作品找到两个出版记录，而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程恩嵘为它又找到了11个且是非常重要的出版记录，这幅作品的身价因此大大提升。第二年的保利春拍，这件作品成为保利拍卖的封面，并最终拍出了1200万元的高价。

　　收藏到出版：将推广张大千视为毕生事业

　　程恩嵘过手几百幅“张大千”，既在经济上受益，也有了深厚的“张大千情结”。他在2009年诞生了新的想法：为张大千出一套完整的精品集。在当时，与张大千齐名的画家，如齐白石、任伯年、黄宾虹等，大都出了成规模、成系列的精品集，只有张大千是空白。程恩嵘希望可以出一套全面涵盖张大千艺术生涯的书画集，填补这一空白。

　　在四川博物院院长的牵头下，程恩嵘在收藏张大千的几大公藏机构进行了深入调研，包括川博、辽博、天津博物馆等。“做了这个工作后，我更加觉得为张大千出精品集责无旁贷，因为我对公藏机构的收藏有了深入了解，又和海内外张大千的重要藏家有往来。”

　　程恩嵘选定作品入集可谓慎之又慎，甚至不惜得罪了一些圈内好友。曾经有一位好友拿着一幅两千多万元从拍卖行买来的人物画找到程恩嵘，但程恩嵘在调查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认为此画为临本，所以婉拒了朋友。虽然最后闹得不太愉快，但程恩嵘也别无选择。因为，只要有一张作品看不准，就会坏掉整个《张大千精品集》的“清誉”。

　　《张大千精品集》㈠于2011年出版，其间得到了张大千先生的女儿张心庆的亲笔授权，并得到了诸多文博机构以及国内外收藏家们的积极响应和指导，提供了张大千先生早、中、晚各个时期、各种不同风格的468件代表作。《张大千精品集》㈡即将出版发行，该书又收录了张大千近400件精品力作。还邀请了海内外研究张大千的重量级专家，如傅申、李永翘、包立民等写了具有深厚学术价值的序言，同时此书还对全部作品的款识、印鉴做了翻译，对70幅重要作品做了赏析。

　　程恩嵘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再出两到三套精品集。“一共出8~10本，包括2000多件张大千的精品，把市面上出现过的精品力作全部涵盖其中。”也许用四川博物院院长盛建武的话对程恩嵘的“六年目标”下定义是最为妥当的：“他是以一种情怀，将推广张大千视为毕生的事业在进行了。”

　　对话程恩嵘——

　　培养“火眼金睛”须用真金白银甚至有切肤之痛

　　广州日报：您频频缔造“低买高卖”的传奇。关于张大千，您怎么知道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呢？

　　程恩嵘：道理很简单，因为别人钻研不够深。我2010年在嘉德用300多万元拍到的那幅山水，拍卖公司只找到两个记录，但我能找到13个。因为我长期生活在成都，很早就在认真地研究这位艺术家。

　　广州日报：张大千的赝品多不多？

　　程恩嵘：非常多。不要说民间流转的，即便是拍卖会，包括香港的拍卖会，张大千的赝品总量远远大于真品数量；小拍卖行，赝品能占到八成，大拍卖行好一些，但是赝品也有两三成。2012年，某拍卖公司拍一幅张大千的山水，有个朋友四百多万元拍下来了，他让我帮着看看，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后来我从一本画册里找到了和这幅山水一模一样的画，只有印章不同。那是一本很权威的著录，所以很明显这幅四百多万元的画是假画。现在很多赝品仿的水平很高，再加上是对照着真画仿的，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问题。

　　广州日报：那怎么培养“火眼金睛”呢？

　　程恩嵘：首先是热爱，这样才有耐心踏踏实实做研究。1999年张大千诞辰一百周年，四川博物院举办他的大型展览，我在那里整整看了两天。另外，培养“火眼金睛”，实战也很重要，必须用真金白银，甚至得有切肤之痛。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只要是张大千的拍卖，我都会参与，我见的东西多了，过手的东西多了，有时甚至可以凭借“第六感”来立判真假。

　　张大千的早期花卉和晚年泼墨泼彩是赝品“重灾区”

　　广州日报：您有没有买到过赝品？

　　程恩嵘：肯定有，因为我的鉴定水平也是渐进提高的。比如早年买过一些东西，觉得很精，甚至过了几年也卖出去了、赚了钱。但隔了一段时间，同样的题材又出现了，不是我那幅，这时才惊觉当时买的有问题。

　　广州日报：您觉得张大千哪类作品赝品率最高？

　　程恩嵘：假画层出不穷，而且技法越来越高，其中有两个题材的赝品最多。一是张大千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花卉，不知骗了多少人。张大千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作品水平很高，因为他那时从敦煌回来，又临摹了很多宋元时期的山水人物，水平有很大提升；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张大千的工笔重彩，假的也有，但比较容易露怯；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写意，因为张大千当时笔头子弱一些，所以赝品就不容易被看出来。

　　还有一个赝品“重灾区”是晚年的泼墨泼彩。这类画鉴定有难点，大陆这边看他1949年以前的作品很厉害，但看晚年的泼墨泼彩是弱项，这方面海外、中国台湾就比较厉害。所以他们那边仿得好的泼墨泼彩，来到大陆，也会骗倒不少人。

　　广州日报：您从来不买特别贵的东西，而是从中低档入手。看来，如果策略对了，中产阶层也可以创建有品质的收藏体系？

　　程恩嵘：当然。比如我2002年在嘉德买过一幅张大千的没骨山水，18万元落槌价；2005年我还买过一件勾金牡丹，是当年林百里的经纪人从张大千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家人手里买到的。我买的时候才30万元出头，而这两幅作品，这几年都有拍卖公司给我每件保底2000万元，希望我送拍。买对艺术品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很贵的艺术品才能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