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年终奖这个规矩，老早就有。像东汉，一入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了。发多少，有定例：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五铢钱，下同)二十万、牛肉一百公斤、大米二百斛；九卿每人发钱十万；校尉每人发钱五万；尚书每人发钱三万；侍中每人发钱两万。

　　东汉后期，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角，一斛大米重16公斤，由此估算，大将军和三公每人所能领到的年终奖，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在10万元左右。而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一万七千五百枚五铢钱，折合成人民币不过7000元，领这一回年终奖，要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这样的奇观，现在也有，我一个同行的爱人在某电业局当主任科员，每月工资才2000多元，去年年终却拿到了9万元的大红包，外送新马泰7日游。

　　到了北宋，跟东汉刚好相反，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年终奖却很少。每年冬至，皇帝给高级干部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宋朝一石是66公升，大概能装米50公斤，装面30公斤，两石米无非100公斤，五石面无非150公斤，再加上那五只羊，撑死了值几千块钱。著名的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有工资(月料)，有餐补(餐钱)，有饮料补贴(茶汤钱)，有取暖补贴(薪炭钱)，有招待补贴(公使钱)，有岗位补贴(添支钱)，全部加一块儿，一年将近一万贯，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在600万元上下。年终奖跟他的薪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有的衙门，虽然“清水”，并不清贫。历朝历代的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穷翰林是当定的了。好在，皇帝经常给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这谢礼，动辄几千贯铜钱，或者几十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为了能够利益均沾，每起草一份任命书，翰林们都尽可能集体上，小明负责提纲，小强负责初稿，小胖负责修改，小张负责润色，最后再请小李来誊写。既然大多数任命书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那么得到的谢礼自然也要集体分配。怎么分配呢？集中起来，一年分两回，三伏分一回，岁尾分一回。岁尾分的这回，就当是年终奖。从某种程度上说，翰林们这样分发年终奖，等于自己哄自己高兴。

　　在唐朝，翰林分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级别高，有机会起草任命书，有机会拿谢礼；一种是翰林待诏(当年李白就是这个职务)，级别低，起草任命书的活儿一般轮不到他们。不过翰林待诏跟皇帝见面的机会多，哪天逗皇帝高兴了，一不小心就能升大官。于是翰林待诏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不管是哪个翰林待诏升官了，都得向没升官的这帮翰林待诏交钱，升的官越大，交的钱就得越多。所以这帮没升官的翰林待诏隔三岔五就能有一笔进账，他们把这些钱存进小金库，到了岁末，每人分一份红包，高高兴兴回家去，开开心心过新年。

　　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国家财政出钱，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掏腰包给宠臣发红包。那些低级官员和一些不入流的小吏，朝廷是不会给他们发红包的，其年终奖还需要另外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打破脑袋也想不到。

　　一种办法是卖废品。秦汉魏晋时期，公文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竹简上，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简。公文写成，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怕竹简丢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了，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来，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大点儿的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攒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都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公文往来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还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福利”。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当成年终奖发。

　　再一种办法是放高利贷。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如唐朝的唐肃宗时期和宋朝的宋神宗时期)，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公务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利润相当可观。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本级单位留大头，大部分利息都存进了小金库，供“领导”调剂使用，一些钱用来吃喝玩乐，一些钱用到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还有的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还不够快，直接拿集资款甚至公款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造酒，造醋，投资房地产，贩卖私盐。酒、醋、盐，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房地产生意，至少从晚唐就开始兴盛，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很多人从事房地产开发。那时候的房产开发还很原始，其主要形式，就是在繁华地段买一块地皮(或者动用职权霸占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门面房，盖好了，再对外出售或出租。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全部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了，没放进私人腰包，也没有给下属发年终奖。但是别的文官武将贩卖私盐也好，走私别的违禁品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创收”的渠道和能力天差地远。职权大的衙门小金库充足，年终奖就多；没人理会的清水衙门小金库寒酸，年终奖就少。南宋大诗人陆游说过他那个时代的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吏部是管官员升迁的，户部是管工资发放的，这两个部门，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政，都是要害机关，所以红包多得收不完。而礼部主管文教，没人理会；兵部在太平时节用处不大，也没人理会，所以这两个机关的官吏就没有多少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