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修复完成的《本草纲目》扣皮

　　修复敦煌遗书

　　观察纸张纤维

　　观察纸张纤维

　　书籍是流转在时间里的智慧结晶。日久年深，书籍也会衰老、生病，需要医治。在国家图书馆里就有这么一所“古籍医院”，里面的十几位“医生”也终日忙碌着“治病救命”，只不过病患不是人，而是一部部珍贵的古籍文献。在第10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图善本部文献修复组，看看这里的“古籍医生”是怎么运用传统技艺“医治”古籍的吧。

　　破碎“纸棺材”变身珍贵文献

　　古籍的修复看似不是体力活儿，但其中的辛苦只有个中人了解。国图文献修复组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入行至今已有40多年了，他就遇上过不少棘手又艰巨的任务。

　　杜伟生入行“上手”的第一件重要文物是1976年新疆出土的一口“纸棺材”。糊在简易棺材上的纸张是驿站的账本，上有唐代文献，杜伟生和几位同行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有价值的文献取下、复原。修复的地点是故宫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廊房内，“东西很脏，热水一泡，臭气熏天，加上工作间面积狭小，那种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外，由于时间久远且保存环境不善，棺材上的纸张支离破碎，“时常快要完成时，又会发现一块有价值的碎片，令所有的拼接、修复工作又要从头来过。”这口破旧不堪的“纸棺材”最后被杜伟生与同行们变为了30多卷珍贵的文献，“化腐朽为神奇”的满足让刚刚入行的杜伟生深深体会到了对职业的认同感。

　　另一个较为棘手的例子是朝鲜刻本《厥里誌》的修复。这件古籍相当于中国明代时期的刻本，至今也有几百年了。古籍的纸张全部絮化，“跟棉花一样，一打开到处都是‘毛毛’，沾哪儿哪儿痒痒。天又热，修复组十几个人都过敏了。”这种情况不能使修复人员们退却，经过水洗，最终这本令人头疼的文献还是被修复妥善。

　　“我们就像是医生一样，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看着古籍修复完好，那种感觉就像是医生看着重病患被治愈、出院一样满足、欣慰，”杜伟生说。

　　“整旧如旧”修复敦煌遗书

　　国图对敦煌遗书的修复至今也历时二十几年了，这真是一个慢工出细活、要求尽善尽美的过程。

　　敦煌遗书的修复始自1991年。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文献修复组组长的杜伟生受大英博物馆的邀请来到英国，参与修复散藏在大英博物馆的部分敦煌遗书。在国外工作的经历让他积累到了许多与国内传统修复原则不同的经验。“国外的修复方法是把文献四周都‘镶’起来，但是不托裱，按文献原样修复。”杜伟生解释，敦煌遗书本就是装帧简单、古朴的古代文献，如果按传统修复如裱画般的工艺来操作，“边儿也裁齐、前后都加上绫子”，那就不是原来的敦煌遗书了。

　　参考国外的经验、依照我国的特点，自敦煌遗书起，文献修复组开始采用新的修复原则——“整旧如旧”。“纸张本身也携带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现在的修复不讲究过去的‘天衣无缝’，这是图书保护认知的发展。现在的修复要求真实性，不能干扰原有的文物信息，让人能看出哪儿是原件、哪儿是修补的地方。”

　　这种修复方式不仅最大限度保留了敦煌遗书原有的文献信息，也简化了流程、提高了修复效率。国图现藏敦煌遗书16000余件，实在是卷帙浩繁。文献修复组的几位专家每天大约可修复完成6米左右，一个月约修复180米长卷。“由于办公场所的搬迁等客观原因，为了保证敦煌遗书良好的保存条件和修复环境，目前修复项目处于暂停状态。复工后，预计起码还需四五年才能修完，”杜伟生说。

　　“掏补”修好原装《永乐大典》

　　由于文献的保存状况不同，文献修复组对不同典籍采取不同的修复原则，《永乐大典》的修复方式与敦煌遗书又不尽相同。敦煌遗书是公元4至13世纪的古写本，是时间跨度巨大的长卷；而《永乐大典》则是明永乐一朝的大部头皇家文献，曾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一个是卷子、一个是包背，二者修复的难点不一、要领也不同。

　　“明代原装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东西更是罕见，《永乐大典》的散佚是由于战乱，并不是被人看坏的，国家图书馆现藏的220册《永乐大典》里有100多册都是原装文献。传世的明代刻本中大部分装帧都不是明代的，但《永乐大典》绝对没有问题。”由于《永乐大典》的完整性，文献修复组决定在修复时要保持装帧原状，不能像修复一般古籍一样，将书脊拆开，把书页分成单张一一修补。

　　《永乐大典》是传统古籍的“包背装”，印好的书页白面朝里，图文朝外对折，配页后将书页撴齐、压平。由于不能拆装帧，“被逼无奈”的条件下，杜伟生发明了一种“掏补”的方法，把工具伸进折页中间，一点一点“掏”着修补。“修复的时候需非常仔细，进度也较慢。补完一页之后要压平，待干透之后才能修补第二张。”而这种“掏补”的新方法在2002年《永乐大典》修复项目开启之前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多方合作“治愈”《西夏文献》

　　一部重要古籍的修复方案，并不是修复专家一方就能决定的，通常需要多方专家的讨论才能拍板、确定。“起码要版本、编目、库房和修复等几个方面的人员参与讨论，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图书保护原则，又适应修复实际情况的方案。”多方合作的力量体现得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西夏文献》的修复。

　　2003年初，采纳著名西夏学学者史金波的提议，国图文献修复组正式着手开始修复国图藏《西夏文献》。然而，《西夏文献》由古西夏文记载，这让修复专家们“挠头”了，“没人认识西夏文，这让大家在文献内容识别上产生困境。”同时，《西夏文献》流传至今已有千年，流传的过程中必然曾被前人修补过，前人同样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因此错页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保证文献信息的完整、可读，修复组必须将前人搞错的页码调整回来。

　　这种情况下，文献修复组的专家们选择联手史金波等西夏学学者，由他们负责调整内容，将《西夏文献》的实物图片编号、排序，整理完成后，再交由修复组完成页码的调整和纸张的修补。

　　“但在古籍的修复中，也不是所有的错页都必须调整，有些错页则是独特的文献特征。”杜伟生举例，在一部国图藏宋代文献的修复过程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个页码的错误。后经调研发现，这部文献全国存世仅三四件，仅国图收藏的这一部存在错页的情况。“这个错页不影响信息的完整性，且独具文献特征，我们决定依‘整旧如旧’原则不进行调整、保持文献原貌，可以说是‘错有错的价值’。”

　　对私藏《本草纲目》伸出援手

　　国内古籍修复行业内也会出现不专业、不负责的情况，这让国图文献修复组的专家们看着挺心疼。杜伟生就有过这种经历，“有一次，北京一个博物馆展出某研究所收藏的西夏出土古籍，我跑去观展，一看古籍册页被修补得乱七八糟，心里很难受。”出于对珍贵古籍的“不落忍”，国图文献修复组不仅仅修复国图馆内收藏的文献，对一些通过申请的博物馆、档案馆和私人藏珍贵文献也会伸出援手。比如从2010年开始修复的私藏金陵本《本草纲目》，修复组就无私地投入了很多精力。

　　这部34册的文献，断断续续经历了长达几年的修整。参与修复项目的年轻修复师田婷婷告诉记者，金陵本《本草纲目》的修复较一般古籍而言更为复杂、麻烦。“文献为竹纸制成，老化程度非常严重，纸张强度很差，尤其是书页四周的情况尤为严重。这种情况下，常规的操作不能满足修复的要求，于是修复组决定将其修整为‘金镶玉’的形式。”

　　所谓“金镶玉”就是在书页的四周做镶衬以起到固定、保护的作用。这就要比常规的修复多出超过1/3的工作量。经过“古籍医生”们的孜孜努力，今年6月初这部修复完成的古籍刚刚交回藏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