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居有重要地位。这种文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诞生，又怎样兴起和发扬光大，不仅中国学者在长期进行探讨，国际学术界也将此当作相当热门的研究课题。

　　这里，我们要研究与分析古文字对于探索中华古代文明的意义与作用。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开启古埃及研究的一把金钥匙：1799年，法国士兵在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叫罗塞塔的地方发现的一块古埃及墨色残存石碑，被称为“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这块石碑是古埃及托勒密五世时代的一篇诏书，记载了前198年(相当于中国的汉高祖九年)在神庙中祭祀之事。这块石碑的内容本身并不重要，但是这块碑却十分重要。因为它属于希腊化的时代，所以这块碑上有古埃及的文字，亦有古希腊文。它分为三栏对照，最上面是古埃及的圣书体，即类似中国古代的篆字，下面是古埃及文的民间体即类似中国的行书，最下面是古希腊文。这就第一次有可能用古希腊文去翻译和解读古埃及文字。这是研究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这个发现极其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解读古埃及文字从而研究古埃及文明的最根本的一个依据。到1823年，即中国的道光三年，有一位法国学者商博良(F.Champollion，1790—1832)利用罗塞塔石作为钥匙，正式解读了古埃及文字，古埃及文明的大门也就被彻底打开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埃及学是非常丰富、深刻而且发展很迅速的一门科学。我们因此知道如何通过古埃及的文字研究来进行古埃及的文明研究。

　　其实，中国的古代文明研究也是这样。1899年，即清朝光绪25年，中国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最早是由农民出售，被古董商发现是在1898年，可是被认识是在1899年。确认甲骨文的人是山东烟台福山的王懿荣。他是第一个发现、认识并对甲骨文进行研究的人。可王懿荣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在北京自杀了。他收藏的甲骨文后来由他的朋友刘铁云即刘锷收藏。刘锷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了甲骨文的书籍即《铁云藏龟》。其内容大部分就是原来王懿荣的藏品。这部书的出版是受了当时南方的一位年轻学者罗振玉的建议。后来也是罗振玉第一个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点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而罗振玉的朋友王国维从中读出了商朝的世系，从而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学问大家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此后，从1926年开始，中国有了自己的考古学家，进行了自己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当时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后来，从1928年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聘请李济组成考古组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

　　甲骨文研究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打开了大门，而要对甲骨文进行证实就要通过考古发掘。当时安阳殷墟发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实甲骨文，中国关于古代文明研究的考古学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大家比较着看，1798年拿破仑的士兵发现了罗塞塔石，1823年商博良解读古埃及文字，创立了埃及学，从此近东有关地区的文明研究得以深入展开。1899年，山东烟台的王懿荣第一个鉴定了甲骨文，由此导致了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从此开始。这些都说明古文字的研究对研究古代文明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然，现在绝大多数的书上说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甲骨文有多少单字，今天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两本字典。一本是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另一本是台湾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这两部书中的甲骨文字合起来有五千以上。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99%是商代王室的占卜记录。今天我们看到的甲骨文约十万片，不是商代甲骨文的全部，仅仅是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估计商代甲骨文有六七千个字。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九千多字。为什么说《说文解字》有九千多字呢？因为汉朝法律《尉律》规定，如果有人要做史，必须能认能写九千字。在出土的竹简上我们发现了这条法律。正是因为要凑这九千字，有些字相当冷僻，有些字在现存文献中找不到。商代比汉初早一千多年，它有五千或六千字就很可观了。现在最大的汉字字典有五万多字，而《康熙字典》也只有四万多字。《人民日报》的常用字才六千多。所以从数量上看，甲骨文绝不是最早的文字。《说文解字》中讲的“六书”，甲骨文里都有，因此甲骨文不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中国的文字起源只能从甲骨文以前找，这个论点在学术界逐渐为多数同志所认识。

　　那么，关于汉字的起源，《荀子》、《吕氏春秋》等古书都说黄帝时仓颉造字。仓颉是黄帝时候的人，根据史书的记载，是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传说当时“天雨粟，鬼夜哭”。“仓颉”这个名字确实是很古的，意思是白下巴的人。黄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这一传说当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证明。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以前的文字是有的，可是有的已经破坏，有的还没挖出来，有的已经看到了，有些还不敢叫做文字，只能称为陶器上的符号。陶器上有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这个发现已经很早了。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就获得了一些有刻划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不过没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符号，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报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学者的重视。

　　有刻划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划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缽。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实例。据有的外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年代和中国的陶器符号是差不多的。当然，这类符号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进行的发掘，从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的龟腹甲和另外两个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户”字。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划。墓葬的年代，据碳素测定不晚于公元前5500年。这项发现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面谈到的各种符号，性质如何，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还有一种陶器符号，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原始文字，这就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间，其后身是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符号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最早的是1959年山东宁阳堡头(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面有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后来在山东莒县、诸城陆续发现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号一处或两处，有的还涂填红色。这些符号的位置和结构很像商代青铜器铭文。1977年，唐兰曾把他所见到的几种符号释为“斤”、“戌”、“炅”等字。到现在为止，这类符号已出现9种。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连的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良渚文化个别陶器有成串的刻划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号。有符号的玉器有璧、琮、环、臂圈等，符号的刻划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5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两种颇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关系。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说明两种文化的人民存在着交往。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

　　我们希望的是，就如同甲骨文之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样，随着我们不断发现与确认更早的文字，抑或是趋近于文字的符号，我们对于中国古史，特别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