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峰县街头，“严惩电信网络犯罪”的标语牌随处可见，显示政府打击此类犯罪的决心。

　　湖南双峰：一个“诈骗之乡”的艰难蜕变

　　双峰县为湘中名县，系曾国藩、蔡和森故里。近年来，这里却走出了数量众多的诈骗犯罪者，被媒体称为“假证之乡”、“PS诈骗之乡”。

　　自2009年开始，该县曾被公安部四次点名批评，2015年11月，双峰县被确立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整治的七个地区之一，要求限期改变面貌。

　　重压之下，双峰县谋求蜕变转型。

　　2016年3月18日，县委书记吴德华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推进会”上说，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确保摘掉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

　　“全民总动员，严厉惩治电信、网络犯罪”、“坚决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犯罪”，这些标语在双峰县街头随处可见。

　　县委县政府《致全县人民的公开信》措辞严厉：“诈骗犯罪严重损害了我县形象，是全县人民的耻辱。”

　　不只是湖南，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目前正在成为一场全国行动。有知情者称，行动背后，是双峰县痛定思痛，为挽回形象的努力，也是国家对电信诈骗犯罪忍无可忍后的重拳出击。

　　“黑桃”老七，短发，圆脸。

　　4月10日，谭敦辉以扑克牌的形象出现在公安部A级通缉令中，共涉案金额500万元。

　　同一天，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蛇形山镇泉塘村，谭敦辉逃亡近三年后回到家中，拨通了江苏省扬中市警方的电话。中午，他赶到娄底市，向前来办案的扬中市侦查民警投案自首。

　　谭敦辉成为A级通缉令10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嫌犯中，首名归案的嫌疑人。

　　嫌犯归案

　　怕猝死投案自首

　　4月13日，双峰县蛇形山镇泉塘村，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地面泥泞、坑洼。

　　一栋三层楼的房屋矗立在山坡上，白色瓷砖，这是谭敦辉的家。与周边村民的小洋楼相比，这栋房屋只能算是村里中档的房子。

　　门口的栅栏用一根铁丝拴住，谭的家人大多数时候沉默不语，并不愿意透露谭敦辉过多信息。

　　谭敦辉的妻子说，在接触诈骗行业之前，两口子原本在长沙做生意，多的时候一个月收入两万多，因为与合伙人有纠纷，谭敦辉选择了退出。

　　2012年开始，谭接触到了短信诈骗行业。谭敦辉的妻子说，夫妻俩为此事吵过多次，但她说服不了谭敦辉。

　　2013年6月17日，江苏省扬中市某电气有限公司会计何某计划向客户汇款500万，商定打入对方工行卡。

　　女会计随后接到短信：“那钱打到这张工行卡，户名：胡正华，办好回信。”

　　何某未加辨别，直接将钱汇出，事后发现被骗。

　　扬中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案侦查，确定谭敦辉有重大作案嫌疑，于2013年7月4日将其列为网上逃犯。

　　“电信诈骗短信案件高发，但一次被骗500万，实在是罕见”，扬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童国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当地警方成立了“6·17”专案组，通过银行客服和网银，对诈骗银行卡实施“紧急止付”，成功冻结资金450万元。

　　侦查中，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转账都是在网吧进行的，使用的身份信息都是虚假的”，童国际说，调取取款人员录像后，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

　　周某交代，2013年前，他与谭敦辉等四人商量共同出资89万，通过群发诈骗短信的方式来骗取钱财，分工协作，谭敦辉负责将诈骗所得款项进行转账及取现。

　　此后，另两名嫌疑人先后落网，只有谭敦辉在逃。扬中警方多次抓捕未果。

　　谭敦辉的妻子说，谭敦辉在云南落脚，平时很少跟家人联系，最后因为心脏问题，担心随时有猝死风险，今年3月底，谭敦辉与家人联系，委托家人向警方询问投案自首是否可以宽大处理等问题，决定自首。

　　目前，谭敦辉交代自己出资22.5万元与周某等四人建立电信诈骗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在双峰县各乡镇，宣传车走遍村落，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政府打击电信网络犯罪的宣言。

　　限期整改

　　“被挂牌的话，将是灾难性的”

　　谭敦辉落网的背后，是一场正在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这场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23个部门组织开展的专项行动，自2015年11月1日开展，延至今年底。

　　4月10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十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人员。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表示，这是公安部首次大规模地对电信诈骗在逃人员进行公开通缉。

　　10人以扑克牌通缉令的方式发出，其中广西6人，福建2人，广东1人，湖南1人，湖南唯一的被通缉者是谭敦辉。截至目前，加上谭敦辉，十大电信网络诈骗通缉人员中已有半数落网。

　　在这场专项行动中，双峰县被确立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整治的七个地区之一，要求限期改变面貌。

　　“压力太大了。”双峰县政法委副书记罗恒旦对新京报记者说，“形势很严峻，国务院每三个月督办一次，省公安厅厅长每一个月来双峰督查一次。”

　　根据2016年3月2日，国务院《重点地区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机制》的要求，需确保年内涉及本地电信诈骗案件同比下降90%以上，整治不力的，通报中央综治办予以挂牌整治，扣除当年该地区所在省份中央综治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中打击电信诈骗工作的分值。

　　“被挂牌的话，将是灾难性的。”罗恒旦说，综治考核与地方领导的乌纱帽挂钩，工作不力将被“一票否决”，也影响一个地方的省内排名。

　　说起诈骗，罗恒旦并不避讳，称双峰县早已名声在外了。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除了2015年的这次点名，自2009年开始，双峰县还被公安部四次点名。

　　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整治行动，双峰县因短信诈骗被挂牌整治；2010年，全国“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中，双峰县被明确为“电信诈骗职业犯罪群体原籍地”；2011年，“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双峰县成为打击制贩假证的重点地区；2013年，“打盗抢保民安”专项行动，双峰县“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勒索犯罪”被重点提及。

　　“目前仍有几千人在外从事诈骗活动。”双峰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警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由于本地人相互熟悉，诈骗的风险大，市场小，这些人大多流窜到外地作案。

　　资料显示，双峰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下辖122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7.5万，约占全县人口的8%。

　　而根据双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5年8月的统计数据，双峰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在外务工人员达15万余人。

　　“双峰的诈骗并无多少技术含量，都是沿海地区用剩的老套路。”一名知情者说，“诈骗跟魔术一样，好像很简单，但中国十几亿人，总能骗到少数人。”

　　该知情者曾因诈骗被抓过，他透露说，双峰看守所几乎每个监号里都有几个诈骗的在押人员。

　　在媒体报道中，双峰县被戴上了“假证之乡”、“PS诈骗之乡”的帽子。

　　谭敦辉成为A级通缉令10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嫌犯中，首名归案的嫌疑人。据扬中微警务

　　“假证之乡”

　　7万人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诈骗

　　熟悉双峰的人士告诉记者，距离双峰县12公里的走马街镇是双峰县诈骗犯罪的发源地。

　　走马街镇得名于乾隆皇帝在此走失一匹御马，兴盛于随曾国藩征战的军人回乡兴办教育。

　　一名曾犯有诈骗前科的知情者透露，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走马街人开始盛行做假证。一个10多元成本的假学历可以卖到上千元，满足了当时农民工外出打工进厂的需要。

　　在2000年左右，学历学位网上可以核验，这一市场迅速萎靡。

　　随后衍生为假证骗局，以要求交易风险金、保证金为由，骗到钱后并不给文凭，该知情者说，做假证的风险高，需要设备，租房，容易被警察盯上。

　　再之后，短信诈骗成了全国的一大灾害，以至于每家银行都必须在取款机前专门放置录音提醒，甚至在柜台汇款前，也要求客户签署提示信，以防范无厘头的汇款。2011年，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双峰的短信诈骗被打击了一年，势头得到遏制，但仍有部分人从事这个行当。

　　央视曾报道，走马街7万人口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最猖狂的时候，出现了一堆农民围聚在银行或者邮政储蓄所，一边赌博聊天吃喝，一边用手机骗取各地民众钱财的奇特场景。

　　新京报记者在走马街镇看到，沿着公路两旁，村里有不少小洋楼，外墙布置精致，贴有不同颜色的瓷砖，大气、阔绰。

　　一名曾犯有诈骗前科的知情者称，他的高中同学还未毕业，就被父亲送到亲戚那学本领，做假证诈骗的生意，如今发财了，盖了小洋楼。

　　“你在家里种田，他出去搞了几十万，家里要什么有什么，我这个种田的也蠢蠢欲动，试一试。”走马街镇副镇长朱卫华说，这种畸形致富的示范效应被放大，“影响了至少一代人。”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新型诈骗违法犯罪也蜂拥而起。

　　多名知情者介绍，在双峰县，从事诈骗的名目变得繁多，无抵押贷款、买卖走私车、买卖枪支、迷药、收房租等都成为诈骗原由。诈骗者的用具也不断翻新，以短信诈骗为例，伪基站这种价值一万元左右的机器成为主要的犯罪工具。知情人士透露，诈骗者将伪基站放进书包，一台老式诺基亚手机用来测频点，一台智能手机用来发信息，往大街小巷走，附近的人都能收到诈骗短信。

　　“任意显”也被滥用，诈骗者可以通过设置任意号码发短信。一位官员透露，双峰县一位主要领导干部就曾“中招”，诈骗者以他的名义发信息给了当地一些科级干部，称在北京开会银行卡被盗，需借2万元，一些干部还真打钱过去了。

　　更让双峰县“名声大噪”的是PS诈骗，将官员的头像与裸露的女孩通过软件拼接，伪装成艳照装进信封，发给党政干部进行敲诈。

　　一位知情者说，雷政富事件发生后，一些自身不干净的官员害怕自己的性丑闻曝光，于是，敲诈的成功率大幅度提升。而这种成功率的提高，又极大刺激了该“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双峰人，在亲戚朋友的鼓动下加入这个行当。

　　34岁的在押人员王辉(化名)就是专门从事PS诈骗而被抓获的。

　　4月26日，在双峰县看守所，王辉穿着黄色的马甲，讲述了他从事PS诈骗的经过。

　　王辉是双峰县甘棠镇芭蕉村人。从2015年2月份开始，组织妻子、姐姐、姐夫在网上下载领导的照片、姓名、住址等资料，将领导的头像替换在裸露的艳照上，并特意将照片调成灰度较深，模糊一点看不到拼接的痕迹，以假乱真。

　　敲诈信的内容则是，“我们是私家侦探，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请打58万元到‘某某’账号，否则交给记者和纪委。”

　　王辉说，选择58万元的原因是，数额高一点，收入可能会高一些，“8”还代表“发”的意思，带来好运。

　　第一次发出去1200封，几个人拿手机拨通银行客服电话一起查，不久，终于有一笔8万元的收入。

　　尝到了甜头，他们又写了2000多封敲诈信，准备再干一笔大的。

　　2015年8月11日，警方破门而入，将王辉等人抓获。目前，只有王辉的姐夫在逃。

　　人民战争

　　“宁可摸错，也要把他摸上来”

　　事实上，双峰县针对诈骗犯罪，也多次组织过专项行动的严打，但并未能完全阻挡“死灰复燃”。

　　“跟弹簧一样，力度大压下去，但是弹簧总是有弹力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地政府机关人士说， “这是个毒瘤，跟吸毒一样，扩散得很快。”

　　有知情者分析，从事诈骗的人一般游手好闲，一无所长，诈骗犯罪比盗窃、抢劫风险小，判得也轻，另一方面，此类犯罪隐蔽性强，取证难，加大了打击难度。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人民战争。”一位当地官员说，这次双峰县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势头，要彻底摘掉电信诈骗犯罪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

　　4月25日，在走马街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端着两盒文件夹向新京报记者展示最新一次对该镇7个村总支部委员会(下辖70多个村庄，7万余人)可能存在诈骗人员的摸底情况。

　　“村里一家一家走访摸查的。”据其透露，一个村总支就有一千多人被列入诈骗嫌疑对象，而他完成花名册登记工作，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位工作人员说，他所做的花名册登记工作，就是双峰县打击诈骗犯罪的一项举措——建立重点人员数据库。双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队长毛定华说，县里组织各乡镇村组干部，全面澄清外出务工人员，历年来被打击处理人员和现在可能从事违法犯罪的重点人员底数，对纳入数据库的人员，只要使用本人身份证，开房、住宿、银行资金流向都会预警。对全县电脑用户定期清理，发现长期浏览党政领导干部、淫秽图片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电信部门可以监控到，就要通报给公安。

　　走马街镇副镇长朱卫华说，现在确实是动了真格的，“比如公安抓了一个人，但村里摸底没摸查到，要诫勉谈话，摸错两个，村支书免职。对于直系亲属做诈骗的，村支书一律免职。”

　　朱卫华说：“我们宁可摸错，也要把他摸上来。”

　　走马街镇政府规定，凡是发现可疑大量贺年卡，批量信件同时寄给各地党政领导和知名人士的，暂缓投递并报告给公安机关。

　　对于诈骗者的惩戒，政府曾推出更为严厉的举措——对涉嫌制贩假证及短信诈骗者，银行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贷款业务；计生部门不得为其办理二胎准生证；国土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建房批地手续；民政、社保、医保及农村合作医疗等部门不得为其办理社会福利保障；公安部门不得为其审批准出境、参军手续；组织人事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招工、录干；工商部门不得为其办企业进行审批发照，近乎对诈骗者的社会属性“一票否决”。

　　针对诈骗犯罪判刑较轻的说法，双峰县则顶格用典。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1年，两位村民认为香港、澳门的官员比较有钱，在网吧下载了这些官员的头像，合成裸照，敲诈金额3140万元。虽然两人最终并未获得一分钱，但被以敲诈勒索罪，在2014年被双峰县法院顶格分别判了12年、10年。

　　做好预防也成为双峰县的重要工作。

　　在A级通缉犯谭敦辉所在的蛇形山镇，以及邻近的走马街镇，在镇政府、派出所、街道、电线杆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PS诈骗”的标语随处可见，镇上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播放着《致全县人民的公开信》，镇里一些官员说，宣传车要在半个月时间内，循环走遍镇里每个村落。

　　而伴随着这次“全民行动”，4月20日，双峰县公安局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缉令，对27名双峰籍犯罪嫌疑人进行通缉。

　　通缉令发布当天，立即有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在逃PS犯罪嫌疑人谭桔的藏匿处所，民警在长沙天心区某小区将谭桔成功抓获。

　　除了打击，还有引导。

　　国务院《重点地区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机制》要求，对这次列入诈骗重点地区的党委政府要拓宽就业渠道，转移当地闲置劳动力，引导他们勤劳致富，从源头上消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土壤。

　　据了解，双峰县开办了电商产业园，并成功获批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推动农村淘宝项目与当地产业相结合。

　　毛定华介绍，针对诈骗群体，县里专门研究多次，“因为我们搞电信诈骗的还有电商产业这方面的专长，还是在积极引导他们往这方面转型。”

　　作为反面典型，谭敦辉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各地电视台，泉塘村村支书表示，因为谭敦辉，该村出名了。

　　但他也觉得很无奈，全村3000余人，在外打工的占40%，人口流动大，“在外面做什么都不清楚。”这位村支书分析，村里人均土地仅有0.5亩，贫穷或是谭敦辉走向歧途的原因。

　　新京报记者 曹晓波 实习生 孙良滋 湖南双峰报道

　　A20-A21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曹晓波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