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艾色变”难以消弭的状况下，失踪与隐匿自己的病情，便成了许多艾滋病人的选择。失踪与隐匿，或许是一种逃避，但更多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依然存有许多不足，依然在艰难跋涉。

　　在“谈艾色变”难以消弭的状况下，失踪与隐匿自己的病情，便成了许多艾滋病人的选择。失踪与隐匿，或许是一种逃避，但更多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依然存有许多不足，依然在艰难跋涉。

　　“如果那孩子生下来，到今年6月刚好一岁八个月，正是做检测的时候。”5月25日下午，在甘肃省陇西县疾控中心办公室，正准备艾滋病随访统计表格的许晓霞长出一口气，盯着电脑屏幕上一份代号“A35”的表单，她强调了一句，“当妈的一旦失访，哪管娃的死活，疾控中心一点办法没有。”

　　36岁的许晓霞是甘肃省陇西县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负责追踪随访全县4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翻阅病人档案时，许晓霞感慨道，“每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是最曲折，最令人感慨的‘命运’这样的东西。”这种感觉，在她第一次见到孙小妹时尤为明显。孙小妹，就是那个令许晓霞头疼、又无法忘怀的A35。

　　近两年来四次随访，三次都扑了空

　　“小妹回来过年了，我亲戚在村上见到她人了，你们快来！”2015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许晓霞接到了一个久违的电话，“线人”刘俊在电话里抑制不住激动，向许晓霞汇报了孙小妹的最新行踪。

　　刘俊是孙小妹的前男友，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2013年两人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算起，刘俊一直在县疾控中心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物。而孙小妹，在2013年8月确诊后就“消失”了。接到电话后的次日一大早，许晓霞不顾当天积雪路滑，向疾控中心申派了一辆无“疾控”标识的公车，就迅速赶往距县城二十多公里外的菜子镇某村。

　　这一次，她心里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把A35给找到。不料，还是扑了个空。许晓霞后来回忆，“大概是刘俊的亲戚看错了，姊妹几个背影挺像的。”近两年来四次追踪随访，三次空手而归，这让许晓霞感到窝火。“每一个确诊的病人，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定期都要向省上汇报。找不到这个A35，年底的随访任务就完不成。”不过，好像还不仅仅是任务的问题。她转过头顿了顿，“这个人非常有特点。”

　　她腹中胎儿的父亲，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2013年春节后不久，随着天气转暖，本地的打工者陆续出了门。38岁的陇西县菜子镇农民刘俊决定就在县城打点零工。他怀孕已近三个月的女友孙小妹孕检时被发现肚子里有个瘤子，需要做手术。

　　随后发生的一切更加出乎二人意料。在县医院的术前筛查中，孙小妹被查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随后，刘俊也被初筛为“HIV阳性”。两人的情况很快被汇报到了县疾控中心。就这样，十天后，许晓霞见到了单独来县疾控中心确诊的刘俊，而孙小妹却迟迟没有露面。

　　从刘俊的口中，许晓霞第一次了解到孙小妹的人生经历。这个贫苦家庭里长大的女人，似乎从未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家里穷，她自小没读过书；为了给哥哥换亲，她不满20岁就被送去了邻县漳县的一户穷人家，为年长十岁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十余年后，为了生计她搭上了远赴新疆拾棉花的火车，再后来，她遇到了小自己一岁的老乡刘俊。至此，人到中年的孙小妹的命运仿佛驰入了另一条轨道，再也无法停下。

　　拾棉花的季节过去后，孙小妹没有踏上返乡的火车，她留在了视力不太好的刘俊身边，肚子里怀了他的娃。许晓霞后来听孙小妹家人说，“反正是回不去了。村里一起去拾棉花的女人们大都知道底细，夫家的面子都被她丢光了。”

　　孙小妹当初决定抛夫弃子、留在刘俊身边时是否挣扎过，许晓霞不得而知。不过她猜想，这个女人在做决定的那一刻，心里应该像尝了一滴甘露——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将命运掌控在手中。但她却不知道，眼前这个令她“离经叛道”的男人、她腹中胎儿的父亲，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怀孕六个月时，疾控人员上门才找到她

　　“按照规定，初筛阳性后就要拿着身份证到我们县疾控中心来确诊，确诊后要建立病人档案、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品服用，并定期监测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和其他一系列数据的变化，还要接受随访和心理干预。可是这个孙小妹，一直拖拖拉拉的，我们打电话叫她来，有几次都说坐车快到了，后来却没了下文。”

　　一转眼，距离县医院报告孙小妹艾滋病初筛阳性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身为孩子妈的许晓霞有些着急，“一个怀着六个多月身孕的女人偷个懒也正常，可孩子拖不起呀，不确诊怎么干预？”

　　2013年6月下旬，许晓霞和科里的同事拉上县疾控的一名老医生，带着司机下了乡。刘俊答应带路，一进村，他指着不远处三间低矮的平房说“那就是了。”许晓霞佯装串亲戚走进了院子，一眼就看到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大肚子女人，她喊了一声，“孙小妹！”四目相望时，许晓霞便确信找对了人。

　　“不用你们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

　　进了屋，孙小妹便坐在角落的矮凳上低头不语。许晓霞这才看清，日渐显怀的孙小妹被包裹在一件陈旧的男式西服里，脸颊浮肿，她眼里的甘露枯竭了。屋子里除了一张火炕没几样像样的家具，墙上挂满烟灰，光线黯淡而沉闷。

　　不等许晓霞向孙家人说明来意，孙的二姐已经骂将起来，“不用你们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瞎子’(刘俊)想得美，想要人，拿30万来！”

　　许晓霞这才得知，因为孙小妹悔了“换头亲”，跟她对换的嫂子带娃回了娘家，哥哥家也散了。孙小妹在姊妹五个中排老幺，母亲已年过八旬。没有钱，再给哥哥寻媳妇希望渺茫。这样的情况下，怀了身孕的孙小妹在娘家的境遇可想而知。

　　“我不管你们的恩怨，我只管孕妇和娃娃，”许晓霞耐着性子向孙家人解释，“你现在不检查，生下个病娃还得你们花钱治！要是敢把娃咋样，你也脱不了干系！”连劝带吓唬，加上保证全部检测免费，孙家二姐终于答应了做检测。

　　一行人匆匆采集了血液。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

　　确诊后联系不上人，据说她被卖到邻省了

　　几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孙小妹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许晓霞赶紧给她打电话，却发现对方电话停机了。抱着一线希望，几天后许晓霞再次赶到了孙家。这一次，许晓霞没有见到孙小妹，孙的二姐照旧骂骂咧咧的，一边发誓不知道妹妹的下落，一边咒骂着刘俊。

　　许晓霞别无办法，只能将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压在孙家的炕沿儿下，叮嘱完各种注意事项后离开。不久后，刘俊打来电话：“他们不让我见，说让我拿钱来赎人。我亲戚跟她一个庄子的，听说是卖到邻省了，也有说到漳县打工的。”

　　考虑到孙小妹的身体状况，许晓霞将最后一丝希望放在了孙的生产环节。她通过疾控中心向县城所有能接生产妇的卫生院打了招呼，可直到孙的预产期过了半个月，许晓霞也没收到哪个医院的反馈。2013年10月，刘俊从亲戚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孙小妹生了个儿子，听说没在本县的医院生。”

　　“要是找到了，现在给孩子做阻断该多好”

　　去年2月，许晓霞又去了一次孙家，理由是向贫困艾滋病人家庭发放民政部门的补贴。可没有用，孙家人对孙小妹的下落闭口不提。“一个大肚子女人，怎么卖？不干预就再婚，传染给他人怎么办？那是要负刑责的！”孙小妹的失访令许晓霞恼火又无计可施，“连个寻人电话都不知道往哪儿打。假如她本人不与疾控联系，不住院筛查，你就别想找到她。”

　　可对孙小妹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许晓霞仍然念念不忘。有时候一算日子，她会对自己说，“要是找到了，现在给孩子做阻断多好……孩子马上一岁八个月了，该做检查了。”

　　“我们走的路非常坎坷，这样的路还很长”

　　“什么人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是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还是单身老年人？”这个问题许晓霞在不同场合问过很多人。但随后她就会告诉你标准答案，“答案是每个人。不要觉得艾滋病离你很远，因为每个人都有性。”

　　目前，许晓霞负责管理着陇西县4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有的在工地上打零工度日，有的在外地上研究生因为同性恋身份不敢回家，还有的地位显要，创下的身家够儿女吃几辈子。还有一名女性感染者是上了年纪的聋哑人。

　　考虑到病人面临的压力，每次随访，许晓霞都不敢惊动村上的干部。她强调说，“如果为了找个人而泄露了患者的信息，那我们宁愿找不到。”

　　今年2月，第四次去孙小妹家随访回来的当晚，许晓霞用手机拍下了一张乡间小路的雪景发到朋友圈，图说写道“今天天气不错，但我们走的路却非常坎坷，脑浆差一点没摇出来。这样的路还很长，有信心继续走下去。”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除许晓霞外其他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