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陈斌(化名)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个“工友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多是一线工人，陈斌也在其中。他介绍了自己是工业区内某个工厂的一名业务员，然而，他的自我定位是“工人”。

　　我记得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爸爸，外面租房很贵，我的基本状况是：家庭处于撕裂的状态，我没有能力租个房子把老婆、女儿接到深圳来生活。女儿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教的；女儿叫第一句爸爸，我没听到；女儿第一次走路，我也没看到。我对我女儿很愧疚，但是我无力去改变这些东西”。他说完这句话，大家就都沉默了。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我没有能力在深圳租房子”，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在深圳买房子”。也许，他连想都未曾想过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吧。

　　因为第一次见陈斌是在“工友交流会”上，我想当然地认为他应该跟大部分“农民工”一样，中学就辍学出来打工，或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第二次见面时，当得知他竟是大学本科毕业时，我非常惊讶，这种惊讶来自于堂堂大学毕业生竟然无法在深圳租房定居！

　　三迁工作

　　今年27岁的陈斌19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肥西县的一个村落，2009年毕业于合肥某普通本科院校国际金融专业。2009年的合肥还弥漫在“学好外语，进军外企”的氛围当中，“进外企”成了陈斌和他的同学们共同的梦想，他一直希望延续大学专业，从事“国际贸易”行业。然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合肥一家游戏公司当英文客服，刚进去的基本工资是800元，转正后是1500元。由于英文客服需要跟国外客户交流，所以他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当时的平均工资不足2000元，公司没有包食宿，所以他还需要花200多块钱在外租房。

　　2011年，本着想“出去看看”的心态，并延续“国际贸易”的职业规划，陈斌去了姐姐打工的东部沿海城市——宁波。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加工厂做出口工作，2011年，他的基本工资是1800元，包吃住，还有1%的销售额。他第一年的提成是15000元，第二年提成是25000元。就在宁波的这家工厂，他认识了他的妻子，并于2012年结婚。他的妻子是安徽阜阳人，在这家工厂当质检工人，怀孕后便回安徽老家待产。

　　妻子怀孕后，经济压力开始增加，陈斌不得不寻求新的工作机会。他听亲戚朋友说深圳的工资比浙江更高一些，于是，他也动了前往深圳工作的念头。除去经济方面的考量，陈斌对深圳实际上也有一些向往，年轻的陈斌想去探索这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于是，2013年5月，在女儿出生两个月之后，陈斌只身前往深圳迎接他的第三份工作。陈斌目前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处于发展阶段的贸易公司，老板也比较年轻。作为外贸业务员的陈斌底薪4000元，包食宿，同样是1%销售提成。由于2013年初来乍到，陈斌的提成只有几千块，但是2014年，他估计会有三四万元的提成。

　　一环扣一环，不得不买房

　　2014年初，陈斌买房了，不过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合肥郊区。9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一共花费了59万元，首付是19万元。他的父母掏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五万多元，而他和妻子两人几年工作下来也有八九万元的积蓄，双方的姐姐也各自拿出了两万元的积蓄借给他们。就这样，拼拼凑凑，把首付凑齐了。陈斌的提成是每年一次性提取的，现在他每个月有2900元的贷款要还，而剩余的1100则一方面承担自己每月的简单消费，一方面承担家庭的支出，生活相当拮据。为了尽量避免任何可能的消费，他的生活已经被压缩得不能再简单了。

　　说到买房，陈斌说，“其实之前没想过要买这个房，但是如果没有房子，我回去怎么生活？孩子要在哪里上学？上学的租房费用要如何承担？老家也要被拆掉了，到那一天我不想一家人没有地方住”。

　　陈斌给我算了一笔账：我如果把妻子接到深圳来，那么房租、奶粉钱和小孩生病的花费，这些费用加起来一个月2000块是跑不掉的。如果妻子不上班，我就要一个人养三个人。如果上班，小孩又没人带。以后上了幼儿园，学费就更多了。以陈斌现在一个月4000元的收入，要在深圳租房养家恐怕不可能，买房就更是他不敢想的了。事实上，不仅在深圳租房生存困难，即便是在合肥，要一家人租房生活，也并非易事，陈斌告诉我，他的行业在合肥的基本工资就2500元左右，提成部分也无法保证。可见，即便回到合肥，陈斌同样面临着这个困难，并且收入还会大幅度降低。所以，除非回到老家村里，否则在其他任何城市的租房费用对于陈斌一家而言都是巨大的负担。

　　昂贵的租房费用并非导致陈斌决定买房的唯一原因。2012年，由于合肥新桥机场的建立，周边的村落必须拆迁，而陈斌的家也处于拆迁的规划范围内。他告诉我：“我们那边很多地方，地一旦被征了之后是没房子住的，要到镇上租房子，并且很可能租不到房子。我周围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政府会给你租房补贴，但是新房子还要过几年才能盖好，要等盖好了，政府才能给你。”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陈斌一家老少将可能面临数年时间在外租房的窘况。他说，“每个人都想要有个家，没有谁想漂泊，不能居无定所。如果只是住宿，感觉又不一样。”

　　我也问过陈斌，为什么不让妻子到深圳工作呢，这样至少夫妻两人可以团圆。他说：“主要是考虑到孩子比较小，她在合肥工作起码周末可以回家看小孩，女儿已经没有父爱，我不想她连母爱都没有。”随着女儿逐渐成长，他也意识到自己不得不买房。“租房子最怕搬家，房东让你搬，你就得搬，毕竟那始终不是你的房子。而搬家的时候，最头疼的是孩子的读书问题，你搬走了，孩子读书怎么办，孩子小学初中最好学校固定一点，不然影响学习。”种种原因，让陈斌全家最终决定凑钱买房子。孩子的出生，对于陈斌一家而言，无疑是买房的巨大动力，我也问过他，那怎么不迟点再要小孩呢，他一句“太晚生没人帮我们带”竟把我堵得哑口无言。

　　“留下”或是“回去”，未来都不轻松

　　如今，像陈斌这样，没有重点大学毕业证，没有资源，只身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并非少数，他们以各种方式蜗居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人会说，何不回家？“逃离北上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口号，但陈斌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二线城市生活同样有种种无奈。像陈斌这样，在家乡所在二线城市亦没有多少资源的人而言，“逃回北上广”又成了当下的另一种潮流。

　　陈斌说，自己现在跟家里的沟通全靠电话，但通话频率也并不高，因为每一个电话对陈斌而言都是巨大的压力。“妻子和父亲每次打电话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不知道别人父母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每次打电话回家，我父母都唠叨，他们唯一的指望是我，就希望我回家。”对于孝顺的陈斌来说，父母的盼归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他还告诉我，他从小在农村长大，他太了解父母亲的辛劳。

　　就陈斌一家目前的状况，改变家庭撕裂状态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去”。然而，不管“留下”，或是“回去”，对他而言都不轻松。“我爸妈都年纪大了，我爸干不动了，女儿也要读书了，明年我必须回去。一份工作只能还贷款，我还有一些债务要还，一份工作应付不来，到时候可能只能找几份兼职。”陈斌说。

　　虽然我听到的是陈斌的故事，但我想，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在我们的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在经历这种家庭撕裂的境况———劳动力在另一个城市，家里剩下父母孩子。对于他们，我觉得国家和社会应再多些思考，让他们早日脱离困境，使生活变得更有质量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