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

　　她曾是购物不花钱，出门有保镖的千金大小姐；“文革”抄家后，她被下放农村，成为劳动妇女；改革开放后，她靠买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厅的女老板。她为何要在花甲之年闯荡商海？她又经历了怎样的创业历程？她的成功仅仅是靠着她显赫的家世吗？让我们走进这个传奇的老人——至今仍在商场打拼的袁世凯84岁的孙女，去探寻她的商场不败秘诀和分享她的财富人生

　　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易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

　　袁家倜是袁世凯目前在世的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岁开始下海经商，如今还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肤细腻，看上去十分年轻，举手投足间，还留有旧时大家闺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残余我没有继承，唯一可能保留了点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着装讲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妆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饰工艺精细，连洗发水、沐浴露也很讲究。她说自己琴棋书画没有天分，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

　　袁家倜底气很足：“我现在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协委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扶贫救灾，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谈起过往，袁家倜反而庆幸自己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大起大落。“这对我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鲜人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凯一生正式娶进门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家儿孙共计79人。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所生。吴氏是袁世凯三位朝鲜姨太太中的一个。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国的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银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这里。当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8年。

　　袁家倜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闻：“父亲很害怕祖父，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公式一样的问答，有时惹恼祖父，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凯偶尔会在儿子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一次，二儿子袁克文吃得很饱，袁世凯递给他一个热馒头，他不敢说不吃，偷偷将馒头塞进袖筒，竟烫掉了一层皮。

　　袁家倜说，袁世凯虽然对儿子们很严厉，但对女儿们却比较“娇纵”。“祖父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儿他都不允许起。他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办婚姻，几乎全都与当时的满清王爷和军阀后代结了亲。”

　　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母亲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然而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

　　接踵而来的“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