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木，有很多楼盘因为资金问题而停工。 张舒 摄

　　在陕西神木，因煤而生的巨额财富，由于没有更好的投资出口，而通过民间借贷等多种方式又流到煤炭行业和房地产业。资料显示，当地人60%的钱在煤田，40%的钱在房地产。然而，随着煤炭市场不景气、煤价暴跌，不少煤老板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民间借贷危机、房价下跌、楼盘烂尾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神木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转型和复苏的命题随即被提出

　　“都说神木‘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现在可不是这个光景喽。”在自家火锅店里，神木县的千万“负翁”王耀刚默默地点起一支烟，眼神悠远地望向街道对面。那里，正孤零零地竖着一座半成品的大厦。暮色初上，冷青色的荧光灯明晃晃地照在粗糙的墙面上。“这就是个没人收拾的烂尾楼，开发商跑了半年多，也没人管。”

　　神木，这个一向不缺乏话题的小县城，地处秦晋蒙三省(区)交界处，因3株古松而得名。如今，古松早已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遍地黝黑的煤田，而民间财富也正乘着煤炭漂流。

　　“2012年，我们的GDP就突破千亿元了，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经济体量相当于陕西省汉中市和安康市两个地级市的总和。”这个成绩一直是神木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高海雄的骄傲。

　　然而，优质、丰富的煤炭资源在给当地老百姓和地方政府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将其带入了一个发展的“怪圈”：“财富”从地下被挖出，然后流入地下钱庄，再流进煤矿或楼市，形成了从地下到地上的循环。

　　“在神木这样的地方，人们突然之间有了钱，却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投资渠道。于是煤矿产业和房地产开发业就依靠着高额的利润吸引着巨额资金，很多人甚至借钱投资，民间借贷也随之兴起。”高海雄说，顶峰时期，县里的担保公司与投资公司数量接近1000家，一半以上家庭都存在地下借贷关系。“当地人60%的钱在煤田，40%的钱在房地产。”

　　谁知，美梦易碎。自2012年起，国内外煤炭市场低迷，煤价暴跌，神木煤矿产业链再也无法负担高额的借贷利率，资金链断裂，“跑路”事件频发，数以万计的散户面临着血本无归的窘境，辉煌一时的民间借贷已走在崩溃边缘。

　　“2013年神木全县GDP跌至925亿元，下降近百亿元；2014年上半年，全县GDP达464.7亿元，增速同比下降0.6%。”高海雄有些感慨。

　　而据神木县法院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年初至2014年6月，该院已经立案受理7200多起民间借贷案件，涉案总金额达57亿余元。

　　神木转型已迫在眉睫。

　　满城尽是追债人

　　讨债的也是欠债的

　　“‘债还得怎么样了？’几乎是朋友们和我见面的一句问候语。”王耀刚弹了弹烟灰，笑着调侃道。

　　在神木，他是个被街头巷尾的街坊们津津乐道的“名人”。“也不为别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欠了几千万元的外债。”王耀刚摇摇头，随手将手中的书稿摞起来，那是他过去发表的诗文集。

　　这个身量不高、言语随和的陕北汉子曾是县城中学的语文老师，十几年平稳的教师生涯，在他耳闻目睹了身边朋友们的“暴富神话”后，被他亲手打破。

　　“2005年，我开始四处借钱入股煤矿。当时煤价高，一吨能卖到800块钱，纯利润就有400多(元)。”王耀刚回忆道，“开个煤矿，一年就能挣几千万元，谁不眼红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在借钱弄煤矿，我也就动心了。”

　　然而时运不济，从2005年到2010年，王耀刚3次投资煤矿、焦化厂，均因资金周转不灵而以失败告终。“不但没赚钱，还欠下了几千万元的债。”王耀刚的妻子撇撇嘴，有些埋怨地瞟向丈夫。

　　在被追债的日子里，王耀刚尝尽了人情冷暖。“我曾经一天接100多个追债电话，甚至被十来个大汉堵在胡同里，不还钱就不让走。”说到这儿，他缓缓吐出个烟圈，沉默了片刻。烟雾缭绕里，仅仅40岁出头的面庞尽显沧桑。

　　“他还给人做担保，借了200万(元)，结果人家厂子倒闭跑路了，这钱就只能他还，连本带利390万(元)。”妻子说着，抹了抹眼睛，“家里整天乌烟瘴气，都是来要债的。”

　　“当时没有办法，只能再次选择买煤矿。”王耀刚苦笑着拍了拍妻子的手，“只有这样来钱快，才能把债尽快还清。”

　　2012年年初，他再次委托朋友高息借贷，买进一个不大的煤矿。“还好运气不错，当时煤价高，我也挣了不少，还清了一部分钱。”

　　不曾想，同年起，煤炭价格开始回落，王耀刚忙将煤矿低价转手，用仅有的一笔转手费租下两家店面，做起了火锅生意。“也是为了让债主放心，我的店在这儿，人能跑到哪去。”王耀刚说。

　　问及两口子未来的打算，王耀刚掐断手中的烟，迷茫地搓了搓手指，“满城都是我的追债人，我哪里还有什么未来，走一步看一步吧”。

　　而王耀刚嘴里的这些追债人，大多数也有着和他一样的苦恼。

　　“他们是讨债的，同时也是欠债的。”神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喜林感叹道，煤炭市场繁荣时，当地几乎人人都拿出了所有积蓄，找熟人、熟人的熟人转借，以近乎疯狂的高利率，将钱投入一片片煤田，希冀成为巨大利益中的一分子。“这样的借贷可以毫无约束，打个白条或者熟人介绍就能借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资金。然而一旦某个环节发展环境改变，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民间借贷链就会彻底断裂。”

　　“据说神木的民间借贷规模有200个亿，也有人说不止200亿元。这个数据没有统计，也没法统计。”罗喜林说，因为除了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外，还有不少没有登记在册的地下钱庄和个人放款，“这个数额不是小数，也算不清楚。”

　　日前，神木县已成立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和打击处置非法集资专项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

　　据处非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处非办共接到非法集资案件报案线索245条，涉案金额79.4亿元，涉及报案群众7458人。已受理案件104起，经初查正式立案72起，涉案金额66.75亿元，涉及参与集资群众5752人，涉及犯罪嫌疑人181人，目前刑事拘留96人，执行逮捕72人，取保候审59人。

　　“这么大规模的借贷危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罗喜林说。

　　房价跌幅过半

　　不少楼盘烂尾

　　而神木的“借贷危机”，也不仅仅体现在煤矿产业。大范围的楼盘开发，让当地房价在2013年之前的多年里连续攀升。

　　说到房价，在神木县红柳林村“窝”了一辈子的张兴(化名)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这个价钱，不管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咱都买不起。”他抬手指向城北，“那里的房价据说要卖一万五六每平方米，可最后呢，还不是就停在那！”

　　张兴手指所向处，是神木县城北约六公里的神木新村。11.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30余个楼盘，100多幢楼房沿南北通路绵延数公里，可容纳县城十万人口。

　　可惜，新村“招摇”的体态，并未引起当地人的兴趣。

　　在那里，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多数建好的楼盘周围空无一人，大门处以木板作为围挡。新村南边的一幢楼房，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初显，荆棘、黄蒿丛生，本应施工中的塔吊正懒洋洋地在半空中晃荡着身子。

　　这座空城，让张兴有些不解。在县城旁的红柳林村，他安然地养着他的骡子和几十只山羊，而距他三公里外的那片新村工地上，正矗立着他毕生未见的“奇景”。

　　烈日下，耸立着方尖碑和金字塔的新村广场空无一人。“到了晚上，广场上的喷泉能涌起30米高。”张兴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新村在窟野河边的1.6万亩滩涂地上诞生。2006年初建至今已有8年，新村的施工仍然在路上。

　　“楼盘开发受民间借贷危机的影响很大。”罗喜林说，“不少(房地产)开发商本身也是‘煤老板’，煤价下跌后，资金跟不上，楼盘也就只能烂在这儿了。”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自2003年年底，神木房价开始升温，从均价890元/平方米，涨至2007年4000元/平方米。2010年以后，楼盘价格更是一路飙升，到2012年，均价已达2万元/平方米。

　　陈峰(化名)就曾在“富人炒矿，穷人炒房”的风潮带动下，拿出家里多年积攒的100余万元人民币，加入到炒房队伍中。

　　2011年，陈峰将投入百万元购买的两套在建房源，以300万元的高价脱手。膨胀的欲望促使他接连借款近800万元，继续投资房产。

　　2012年年底，他通过关系以1万元/平方米的均价购入6套新房。然而，2013年6月，小区的主体建筑刚刚建成，开发商却意外暴亡，其身后是数亿元的巨额债务，让楼盘开发至此画上句号，而包括陈峰在内的购房者们也成了烂尾楼的房东。

　　2013年，神木民间借贷市场崩盘，房价自去年中期严重下跌，这种态势持续至今。“去年一套价值200万元的房子，在今年卖不到100万元。”张兴摇头叹息道，“好多房子目前都用来顶债了。”

　　即便如此，2014年起，当地楼市交易依然清淡。新城区一栋栋高楼空无一人，大量烂尾楼无钱续建，开发商纷纷宣告破产。

　　有资料显示，在实际居住人口只有十几万的神木县，却有数百万平方米的房产在借贷危机之后成为空荡荡的“鬼城”空置房。

　　“县城三角债务普遍，躲债已经成为‘时尚’，现在很少有人愿意把钱投到房地产上了。”县城一家地产中介公司负责人说，清冷的销售大厅，几个工作人员正无聊地摆弄着手机。“去年年初，新开的楼盘交易价还是能在原价之上再加个四五万元，今年就只有人问，没有人买，甚至赔本都没有人买。”

　　此时，几米外的空地上，神木新村的模型在夕阳的余光里静静伫立着。

　　如何转“危”为“机”

　　依靠煤，但不能依赖煤

　　“神木这样的明星城市，剥去光鲜的外衣，就会露出低端资源城市的本来面目。资金与人才的流失会使这些地方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介绍道，“但这并不是坏事，经过经济下行周期的刺激，资源型城市会逐渐认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

　　2014年起，经济转型确已成为神木的发展重心。

　　“神木的资源并非已枯竭，各类矿藏资源储量仍然巨大，潜力无限。”高海雄翻着手边的资料，不断解释道，“神木家底是很丰厚的，只是目前遇到了煤炭行业不景气这道‘坎儿’，一旦经济转暖煤炭行情回温，神木很快就会恢复原来的生气。”

　　相比高海雄的信心满满，倪鹏飞有些担忧：“神木虽是百强县，经济总量大，但产业单一，经济水平也不高。除了有少量国企外，地方其他经济实体的实力仍然较弱，风险防控能力很差。”

　　2014年5月26日，第十八届西洽会暨丝博会期间，神木县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在西安召开。神木县县长张生平在会上表示，当前抢抓机遇，破难攻坚，加快发展，是神木面临的首要任务，未来将进一步推动神木“二次创业、转型发展”，矢志打造县域经济升级版。

　　与此同时，该县县委书记尉俊东提出，只有依靠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扩大市场占有率，才能把神木的优势发挥成强势。“政府要积极作为，搞好顶层布局，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跟踪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持续改善投资环境。”

　　对此，倪鹏飞认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虽然迫在眉睫，但不能不切实际地与资源一刀两断。”

　　在他看来，最切合实际的做法便是做好资源延伸，即不断拓展、延长产业链条，进行科技创新，开拓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业。依靠煤炭，但不依赖煤炭。

　　高海雄也认同了这一观点：“煤炭深加工是未来神木煤炭产业的改革重点。‘北元模式’就是我们很好的探索。”

　　高海雄口中的“北元模式”，正是陕西省国企与民企“联姻”的典范。

　　2003年，神木电化有限责任公司与当地四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7000万元组建北元化工有限公司。2007年10月，北元先后吸纳榆林当地7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公司新股东，公司股本金由原有的7000万元增至10亿元。

　　同年12月，北元在民企联合体的基础上，与陕煤化集团签订《增资扩股陕西北元化工合作建设大型聚氯乙烯生产基地协议书》，股本金由10亿元增加到16.8亿元，形成了被当地人广为称道的“北元模式”。

　　“北元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煤炭深加工企业，业务范围从发电到水泥、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公司每年能够直接转化原煤400万吨。”高海雄介绍道，“去年之前，主打产品之一的聚氯乙烯，年产量只有10万吨，如今才过了一年多，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几番。”

　　在鼓励和引导煤炭企业走深加工道路的同时，神木县也开始寻找和培育煤炭以外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的通海羊绒制品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创新。”高海雄指着墙上的宣传栏，声音里透露出几丝兴奋。

　　“通海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弥补了神木县‘一煤独大’的缺陷，可以给当地农牧民带来每年2000万元的收入。”他解释道，一年多来，通海羊绒制品公司的产品不仅在国内一线大城市打开了市场，甚至远销意大利、英国，“如今，在神木，通过政府的鼓励和支持，装备制造业、光伏项目、旅游服务业等越来越多的非煤产业都开始发展起来。仅去年一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非煤产业就实现产值180亿元，比去年同比增长24.7%。”

　　经济转型面临瓶颈

　　资金、环境问题突出

　　“神木之所以‘神’，是因其地下埋藏着500多亿吨优质煤。”罗喜林分析道。

　　虽然依托煤炭资源进行经济转型的思路已经明确，神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不可忽视。

　　“我们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变。”高海雄敲敲桌面，有些迟疑地皱起眉头，“不过，资金、资源、环境和技术的落后却始终是我们转型的瓶颈，会长期制约神木的发展。”

　　“神木煤矿产业发展到今天，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水资源的匮乏。黄河调水是最好的办法。”罗喜林说。

　　然而，黄河水资源已被沿线各省市“瓜分”。“黄河水首先要满足农业灌溉，是不是有工业用水指标，还不可知。”谈起这一话题，高海雄有些无奈，“如今神木人日夜担心的问题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缺水和大面积采空塌陷。”

　　据榆林市政府统计，神木县已有10条河流断流，20多眼泉井干涸，县境缺水严重。

　　而神木县店塔镇红旗村就是神木县塌陷重灾区之一。

　　这里曾因煤矿采空区塌陷引发山体滑坡，冲毁村头一座公路桥。“村后山坡被撕开一条条裂缝，最宽的超过一米，深不见底。”高海雄说。

　　同时，企业融资艰难，也让神木的经济转型举步维艰。

　　“无论是煤化油还是煤化电、煤化气，都是动辄上百亿元的改造项目，没有国企或外资企业的资金、技术支撑，神木当地的民营企业很难把项目做起来。”这是在高海雄心底盘旋了几年的难题。“银行贷款门槛太高，民企很难拿到钱，这也是为什么民间借贷会在神木火爆的原因。”

　　“转型这条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是神木的现实。”说到这儿，高海雄叹了口气。他窗外的窟野河正缓慢流淌，河畔空旷的楼盘里，几盏零星的灯光明明灭灭，枯守浅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