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项被称作“农村金融自治”的新尝试，逐渐被引入到浙江、贵州等地的许多乡村，助推了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的实现。

　　“村两委”架桥解“五难”

　　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上蔡村是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村民以果树、苗木种植和养殖业为生。36岁的村民李向阳一直怀着一个“绿色农场梦”：10多亩地，花木成林，树林里还能圈起来养些鸡鸭。然而，由于启动资金不足，他自己的花木基地只有3亩，且品种单一。“规模上不去，销路也成问题。”李向阳也想过贷款，但不知道银行贷款手续怎么办，又没啥担保物，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李向阳的经历反映出农民需求与农村金融现状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银行浙江分行行长冯建龙告诉记者，一方面，农民有大量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银行发展农村金融又面临着“五难”，即“可贷农户难选、放贷额度难定、贷款用途难管、管理成本难降、银行风险难控”。

　　在服务“三农”的探索中，农行浙江分行发现，“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最适合成为农民与银行之间的桥梁，因为“村两委”最了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最能掌握农村的物权信息，最希望村民致富，最能及时识别农户贷款风险，最能协助银行化解农户贷款风险。

　　“以‘村两委’作为纽带，正是破解农户贷款‘五难’的最好着力点。”冯建龙介绍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农行浙江分行率先开展了农村金融自治模式试点，贷款人只要找到5位联保的村民，再由“村两委”审核、公示，经农行审核通过，就可以贷到30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得知这个消息后，李向阳坐不住了。去年11月，他向村里提交了申请，没想到当月贷款就下来了。李向阳用这笔钱扩大生产规模，圆了他的“绿色农场梦”。

　　“村两委”在农村金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前，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村级基础金融服务环境建设，持续推进村级信用文化建设，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发挥“村两委”人缘、地缘优势，吸收农户参加，增强信用评定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培育农户信用意识，夯实行政村金融服务信用基础和服务环境。

　　效益与风控兼得

　　通过“农村金融自治”，让普惠金融最大的服务群体——农民，获得了便捷、实惠的基础金融服务。

　　但是，银行把权力下放，会不会导致风险和坏账？

　　据了解，为了管理好贷款风险，“农村金融自治”还建立了“六自”的贷款办理机制。所谓“六自”，即“客户自荐”，农户向“村两委”提出贷款需求，经“村两委”公开筛选出诚信农户向农行推荐；“担保自组”，农户提供“村两委”认可的保证人；“借款自主”，贷款经过农行审核签约后，农户在额度和期限内随时通过“惠农通”等渠道获得贷款，利息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用款自律”，村民对贷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确保贷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服务自助”，农民足不出村就可通过设在村里的“惠农通”机具办理借款、还款、汇款、缴费等业务；“守信自励”，农行为每个村、每个农户提供的优先信用额度、利率优惠幅度等政策直接与各自的金融自治情况挂钩，自治情况越好，获得的优惠越多。

　　“‘农村金融自治’不仅让诚实守信、勤劳肯干的村民获得金融服务，也提升了农村信用建设的水平。”冯建龙说。

　　三门县六敖镇涛头村也是农行的金融自治试点村，村庄三面环海，形成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海水养殖产业链——养塘、贩销、卖饵料。村委会主任林小快介绍，在“农村金融自治”模式中，村里2610多万元贷款还没到期，许多村民已经迫不及待筹钱，准备还贷了。“曾有人借了农行15万元，到期可能无力偿还，这消息被邻居知道了。银行还没催，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关注，实在不行帮他垫钱也要还上。”林小快说，因为村民们都明白，一户人家的信用会影响到全村的信用，进而影响到自己的贷款额度和利率。

　　“农民很讲信用，一旦发生信贷风险，村集体也最容易介入。”景宁县东坑镇深垟村村党支部书记孙伟平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村3年内发放的所有贷款，没有一笔逾期。万一发生风险，农户的竹林、茶园等很容易在村里处置变现，对银行来说风险很小。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农行浙江分行推行“农村金融自治”试点的行政村已由最初的1家扩大到193家，贷款余额5.46亿元，惠及农户4594户，发放了3188笔农户贷款，没有一笔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