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银监局公布了第三季度辖内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山东、天津、云南、广西等多个地区不良贷款双升。而此前不良贷款发生较为严重的江苏、浙江地区，不良贷款与不良贷款率出现了环比不同程度的回落。

　　此外，广西等地区银监局辖内商业银行的存贷比超过了75%的监管红线。

　　多省银行业

　　资产质量恶化

　　日前，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公开表示，现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的压力非常大。

　　与上述表述相印证的是，从近期各地银监局发布的数据来看，虽然有个别地区银行业资产质量与第二季度相比出现了转好，但是大部分地区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仍然处于双升的局面。

　　天津银监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天津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实现净利润465.66亿元，同比增加15.69亿元，增幅3.49%。不良贷款余额234.48亿元，比年初增加71.84亿元，不良贷款率0.91%，比年初上升0.22个百分点。对比第二季度数据和第一季度数据，记者发现，天津银行业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不良贷款双升。

　　山东省辖内银行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现有不良贷款余额远低于浙江，但其已取代浙江成为今年不良贷款增长最多的省份。截至2014年9月末，山东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931.66亿元，比年初增加283.6亿元；不良贷款率1.78%，比年初上升0.43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三季度，山东省辖区中小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资产余额21430.41亿元，较年初增加2967.28亿元。信用风险不良资产余额361.44亿元，较年初增加123.13亿元；不良资产率1.69%，较年初上升0.4个百分点。山东省邹平农商行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当地部分企业出现问题，甚至包括一些大企业，此外，部分地区盛行高利贷，现在进入到风险暴露期，银行受到牵连，不良贷款增加也在意料之中。

　　此外，截至9月末，云南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74.03亿元，比年初增加29.64亿元；不良贷款率0.96%，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广西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219.13亿元，较二季度末增加25.49亿元；不良贷款率1.38%，较二季度末上升0.12个百分点。

　　江浙地区贷款质量

　　压力缓解

　　虽然许多地区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数据不佳，不过江浙地区第三季度数据的转好仍是一颗强力的定心丸。

　　江苏银监局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该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达到939.8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32%。而截至3月末、6月末，该组数据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分别为864.44亿元、1.28%和911.77亿元、1.31%。其中江苏银监局辖内法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从一、二季度末的1.7%、1.72%进一步降至三季度末的1.63%，不良贷款余额也由二季度末的278.44亿元降至273.58亿元。

　　浙江全省今年新增的不良贷款中，一季度为97亿元，二季度为60亿元，三季度为19亿元，新增规模明显逐季减少。其中9月份更是实现“双降”，不良贷款余额比8月份下降了112亿元，不良贷款率则下降0.18个百分点。浙江银监局指出，不良贷款增势已经趋缓。

　　除了江苏与浙江外，第三季度出现不良贷款“双降”的还有广东、西藏等省份。

　　部分地区存贷比

　　超监管红线

　　近日，“银行存款去哪了”再次引人发问。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为75.62万亿元，较今年中报的77.13万亿元减少了1.51万亿元，降幅达1.97%，存款总额下降在近年来还是首次出现。

　　银行存款流失，直接影响存贷比考核指标。上市银行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30日，建行、中行、交行、浦发存贷比分别为72.02%、71.65%、73.92%、73.81%，均已逼近75%的监管上限。

　　而从各地银监局数据来看，第三季度存贷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根据江苏省银监局数据，前三季度存贷比数据分别为65.71%、65.98%、67.6%。吉林省前三季度存贷比数据分别为63.2%、63.94%、65.08%。

　　广西省银监局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末，广西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比例为44.71%，较上季末下降1.68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6.09%，较上季末下降0.89个百分点。自2014年7月1日起，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存贷款比例计算口径进行调整，2014年三季度末，调整后存贷款比例为75.48%。如果按照存贷比75%的标准，广西省存贷比数据已经超过了监管红线。

　　有业内人士直言，存款大规模流失严重侵蚀了中国银行业的放贷能力。根据央行发布的最新报告，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大幅萎缩，环比大降36%。

　　不过，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近日撰写并刊发的《我国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变革——银行监管改革探索之四》一文中也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存贷比等传统监管标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