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常的出诊日，从东北乘火车而来的李女士走进杨育成医生的诊室，给了他一个熊抱。

　　事实上，他们此前并没有见过面，接触仅限于网上。作为福建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杨育成业余时间会在好大夫、春雨掌上医生等医疗咨询平台回答患者提问。李女士看到杨医生关于太田痣的细致解答，专程赶来找他治疗。而对于共回答了上万个问题的杨医生来说，他甚至记不起李女士是哪位患者。

　　今年以来，互联网医疗领域迎来融资热潮。春雨掌上医生、好大夫、丁香园等都完成了三轮融资。8月19日，春雨健康宣布完成5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9月2日，丁香园刷新纪录，获得腾讯7000万美元的C轮投资。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2—2013中国移动医疗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18.6亿元人民币。按照艾媒咨询的推测，2017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125.3亿元。

　　然而8月末卫计委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一度引发了外界对这些网络医疗平台前途的担忧。《意见》规定“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并使用医疗机构统一的信息平台”。

　　对此，春雨掌上医生创始人张锐解释，卫计委文件针对的是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远程医疗，如远程会诊等，与“互联网医疗”并无关联，业界无需担忧。

　　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日前也表示，目前医生在非医疗机构上可以开展网上咨询服务。

　　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医疗”仍有自己的生长空间。

　　以“健康咨询”绕开政策禁区

　　不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很难分清“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疗”的概念。

　　根据卫计委的定义，远程医疗是指一方医疗机构（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同时，医疗机构运用信息化技术，向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也属于远程医疗服务。

　　有卫计委人士表示，《意见》中所指的远程医疗新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医院之间的医疗行为，与互联网医疗尚无直接关系。

　　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公开表示，在政策出台之前，卫计委就考虑过限定远程医疗主体所带来的影响，最终决定限定为医疗机构是出于保证医疗安全的考虑。目前医生在非医疗机构上可以开展网上咨询服务，但如果更进一步地涉及到诊断治疗等则必须在医疗机构中进行。

　　目前，医院间的远程医疗多应用于疑难杂症的会诊，受医疗资源所限，短期内很难推行至普通疾病。相比之下，“野生”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受众的范围更加广泛。

　　但作为新兴行业，互联网医疗领域尚无清晰具体的监管规定，咨询过程中的权责关系也无明确限定。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行业中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

　　“上面制定具体规范反而更好，我们就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做事。”春雨医生品牌总监徐妍妮对记者表示。

　　好大夫、春雨医生等网络健康咨询机构都表示，公司的业务属于“健康咨询”，而非“医疗诊断”，禁止医生下决定性结论，禁止医生开处方药，禁止医生出治疗方案，以此区分“咨询”和“问诊”，规避医疗风险。

　　但杨育成医生的担忧是，在实际操作中，咨询和问诊是很难界定的。

　　徐妍妮解释，除了“不能开处方药”等硬性规定，很大程度是靠医生自我监管。“医生在作答时往往很谨慎，以此来规避风险，小病很难出现误诊，大病会建议你直接去医院。”

　　“春雨”看重的是医疗数据

　　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是健康科普资讯门户，如39健康网。创立于2000年的丁香园则将主要面向医生群体，是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化媒体平台。2006年，医患沟通网站好大夫在线创立，从最初挨家医院拍摄医生简介录入电脑，到如今已收录3260家医院、33万余名医生信息，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医患咨询、转诊预约、经验分享等服务。

　　2011年11月，春雨掌上医生APP的上线将互联网医疗从PC端发展至移动端。“对于我们来说，巨大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团队以前很多都是网易的，具体的优势在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处理。”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表示。例如，一个问题提出后会推送给对应科室的所有医生，然后用类似打车软件的方式进行抢答，是典型的互联网众包模式。

　　截至今年8月，春雨累计激活用户2700万，日活跃用户85万，每天有4万个问题在春雨医生上得到解答。

　　眼下，医疗资源仍属于稀缺资源，这无疑为互联网医疗的火爆提供了原始需求。

　　春雨在和北京一些三甲医院的院长沟通时发现，这些三甲医院每天有80%的门诊病人其实没有必要去医院，但他们占用了本身就很稀缺的医疗资源。春雨定位于“轻问诊”，指的即是用户“身体不适”到“去医院”之间的需求。

　　“春雨帮助那些不需要去医院的人省掉去医院的成本，也提醒那些需要去医院的人去医院，帮助他们去医院，这就是产业效率的优化。”张锐说。

　　徐妍妮援引《中华医学年鉴》调查数据介绍，当感到身体轻微不适时，只有4.8%的人会选择去医院，其余95.2%的人会通过各种方法解决，这些人都是互联网医疗平台的目标用户。目前，春雨医生上妇科和儿科的问题占约60%，其次是男科和皮肤科。

　　互联网医疗的另一端是医生。作为医生中的一员，杨育成最初是晚上用电脑到好大夫和春雨上答题，智能手机普及后，白天有空时他也会上线看看。目前春雨平台上有签约医生4万名，全部是二甲、三甲主治医师以上资格医生，涉及20个专业科室。为了维持医生的积极性，春雨每年都要给医生补贴数百万，张锐把它理解为教育市场的费用。

　　在春雨模式中，C（Customer，消费者）和D（Doctor，医生）都属于用户群体，将咨询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应用于B（Business，企业）才是真正的盈利模式所在。

　　在医疗系统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人们的健康记录（诊疗记录、家族病史等）会被统一存放在数据公司里。春雨称自己是一个“沙漏型公司”，上面是面向用户和医生的服务，中间通过EHR（Electronic Health Record，电子健康档案），最终生成数据，用于进一步应用。

　　目前春雨已启动和医疗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合作，包括医院、药厂、药店、保险公司、体检以及可穿戴设备等。

　　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探索

　　在中国，互联网咨询仍属于医疗领域中“非主流”的存在，恪守着“咨询”和“问诊”之间的界线。

　　根据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生执业资格的规定，医生如果不在其注册医院行医，则可能遭到“非法行医”的处罚。和欧美医生与医院之间的合伙人制不同，国内医生与医院长久以来是雇佣制。《执业医师资格证》规定，医师注册后只能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2009年起，卫生部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医师多点执业的尝试，但跨医院行医仍需经过审批、报备。由于身份约束并未真正放开，大多数医生也没有脱离原医院的勇气，因而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无法实现欧美国家所通行的医师资源市场化配置和流转。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对记者表示，互联网远程医疗受条件所限，必然无法满足“望触叩听”的诊疗需要。“未来也很难做到，比如通过屏幕看你的脸色，怎么知道是皮肤还是屏幕显示的问题呢？不行就是不行。医学问题怎么能只通过一个电话一个网页来进行呢？咨询是一种社会服务，但不能作为诊断依据，就这一句话。”

　　有卫计委人士表示：“关于互联网医疗，卫计委会制定专门的文件，但现在互联网医疗发展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态势，仍在探索中，相关规定也没法制定，要再等等。”

　　尽管体制内人士对互联网医疗多持保守态度，相关政策也尚未完善，但互联网新兴行业的迅速崛起，倒逼传统行业已不是新鲜事。从淘宝到嘀嘀打车，互联网正在席卷一个又一个传统行业。

　　一位互联网医疗从业人士对记者表示看好互联网医疗的前景。他分析，目前政策层面的信号都朝着一个开放的方向，但指望政策由上到下的推行是非常艰难的。政策的制定通常滞后于市场的需要，唯有依靠市场的力量，从下到上寻求改变。

　　至少杨育成医生觉得，在一定范围内，互联网确实大大方便了医患之间的联系。“有的在我这看过病的病人，后期复诊在网上就给解决了，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跟我互动，免去了每次都要长途奔波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