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届健康中国论坛上，原卫生部部长高强说，我们的医保机构对于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非常薄弱，还对居民的健康权益设置了种种的限制，比方说医保，越是贵重的药、越是进口的药物、越是一些疗效好的药，都不报销。他说，我不赞成我们的费用报销体系是采取一部分报销、一部分不报销的双轨制，凡是与治病救人有关的费用和服务都应该纳入报销的范围。

　　正如吃饭若无需自己埋单，恐怕人人都要抢着吃大餐，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如果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自然也会捡最好最贵的药吃。可以设想，如果医保报销名录对于各种好药贵药来者不拒，患者是开心了，但最终医保体系究竟还能否玩得转，会否无以为继，的确并非杞人忧天。既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医保究竟报销哪些药，由最终的支付者说了算，不过是“当家人”的基本权利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好药不报销”的确是个尴尬的现实，但“凡是与治病救人有关的费用和服务都应该纳入报销的范围”，现行医保是否具备这样的支付能力，显然是个不容忽略的前提。

　　事实上，医保设定药品报销目录，其实是国际惯例。即便是医保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发达国家，也同样有药品目录，并没有为了充分满足患者的需求，便对所有的医疗服务与药品均来者不拒。从医保体系的可持续性出发，“当家人”对于支出的有效控制，其实是个不容推卸的责任。

　　不过，医保药品目录不能取消，并不意味着“好药不报销”便天然合理。恰恰相反，对于医保体系而言，如何尽可能地将好药纳入名录，提升医保的覆盖率，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医保体系当然也要与时俱进而非固步自封。而在将“好药”纳入医保名录这事儿上，医保其实并不被动，而是大有可为。

　　如今的商业模式早已转向用户为王，医药领域同样并不例外，好药之所以贵，除了其专利成本等因素之外，用户过少成本无法摊薄，也是“好药太贵”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何争取进入医保药品目录，获得更庞大的用户，几乎是所有好药的一致目标，背靠庞大用户群的医保在纳入好药这件事儿上，其实有着极强的议价能力和空间。

　　在这方面，英国和新加坡的医保部门直接参与药品的价格制定，限定进入目录内药品价格。好药进入药品目录，未必价格就一定高到离谱，费用控制在预算之内，也完全可以实现。德国则通过设定参考价格的方法控制医保支出，即高出参考价格的部分，建立与患者的分担机制，从而将好药纳入医保。而美国则通过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项，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将更多好药纳入报销名录的保险机构，自然更容易获得投保人的青睐，从而惠及公众与患者。

　　基于此，“好药不报销”的背后，固然有医保“当好家”的顾虑与约束，但“好药不报销”，其实本不该成为无法破解的医保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