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改革的要害在于体制改革，而不在于公立医院自身的改革。如果政府不在体制改革下功夫，公立医院自身的新举措动静再大，最终难免被现有体制所困。死水不清，即便鲶鱼放进来，最终也会不死不活。

　　深圳是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而2012年秋开始运营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深圳医院”)原本被视为“改革的鲶鱼”。无论是当地政府、医疗界、舆论界还是医院的管理层，都冀望或期许这家医院能以全新的运营模式，搅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死水，推进医改的进程。但是，两年过去了，这家医院亏损逾10亿港元。这头鲶鱼从放进这潭死水之始，就从未生猛过，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生猛。

　　什么情况？

　　从百姓的角度来看，港大深圳医院的确与众不同。这家医院的招牌医生来自香港，服务水平据说比肩香港的医院，而更加直观的是，其门诊收费标准130元，颇为高大上。当地政府冀望医院从管理体制、人事制度、价格机制等多方面发挥“鲶鱼效应”，为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寻找新的突破口。医院管理层宣称，这家医院引入了香港及发达国家通用的“先全科后专科”诊疗模式，首次在内地公立医院开设全科门诊。

　　然而，无论是百姓、舆论界、医疗界、政府部门还是该家医院的管理层，都被一个理念误导了。这一理念认为，公立医院改革要靠公立医院的改革。国家新医改方案2009年公布之后，五年过去了，但公立医院改革依旧难度不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固守这一理念所致。

　　其实，公立医院改革的要害在于体制改革，而不在于公立医院自身的改革。如果政府不在体制改革下功夫，公立医院自身的新举措动静再大，最终难免被现有体制所困。死水不清，即便鲶鱼放进来，最终也会不死不活。

　　鲶鱼的故事：港大深圳医院的运营模式

　　诞生之初，港大深圳医院的确是一头鲶鱼。这家医院是由国家港澳办推动，由深圳市政府和香港大学共建而成，属于公立医院。医院建立的投资全部来自深圳市政府，总计高达35亿元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投资水平，确保这家医院的硬体设施绝对达到国际的高大上水准。

　　医院在人事制度上自然采用全世界通行的劳动合同制，医生年薪平均30万元，而最高医生年薪可达60万元。

　　港大深圳医院管理层中来自香港的成员一开始并不清楚，内地公立医院医生依照国家制定的人事工资制度所领取的工资的确不高，但其实际收入并不低。后来他们发现，60万元这一级别的最高年薪，对深圳市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级别的医生基本上没有吸引力，因此这家医院只能从广东以及周边省份的二三线城市吸引医生加盟。鲶鱼进死水的第一个效果，是把优质的医疗人力资源从中小城市吸到了大城市。

　　港大深圳医院无论如何高大上，归根结底也要接地气。如果收费不足，还要按劳动合同支付医务人员的年薪，医院自然会入不敷出。

　　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各种收费标准，都是由政府制定的。

　　政府行政定价一定会导致两个局面：第一，价格永远定不准，虚高价格和实低价格并存；第二，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政府定价的体制中，大宗医疗服务的价格永远是实低价格。政府要当好心人，也就是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笔下的“撒马利坦人”，必定不会允许大宗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上涨。

　　这一计划体制的遗产，即政府定价或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中国所有公立医院过度医疗，而且倾向使用定价偏高的东西，也就是百姓深恶痛绝的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同时，这样的体制既诱使也迫使医生和医院明里暗里吃药品或耗材的差价(回扣)。

　　港大深圳医院高端、洋气、大气，自然不会全盘接受这一体制，但也不能全然脱离这一体制。

　　作为一家公立医院，港大深圳医院在价格制度上不可能成为生猛的鲶鱼，因此也就只能小打小闹，在门诊收费标准上做些文章。与此同时，这家医院要引入香港医院的组织文化，必须杜绝过度医疗，否则无法有别于内地本土的公立医院以凸显自己的高大上形象。如此一来，其面向普通医保患者的住院服务必然入不敷出。医院冀望高收费的门诊服务和特需服务能够弥补亏空，但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