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亚投行的时间表，预计到4月中旬各创始成员身份将确认完成，今年年中各方将商定章程并最终签署，经成员批准生效后，亚投行将于年底前正式成立。

　　相对亚投行的规模来看，这个时间表其实已非常紧张。在余下的时间里，亚投行至少要明确以下五个具体问题，才好“开张营业”。

　　首先是使用何种货币单位？

　　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将是亚投行筹建过程中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其重要性可能超过目前我们所讨论的任何问题，包括成员构成、出资比例乃至投票权。

　　70多年前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时，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曾就货币单位进行过激烈论战。凯恩斯建议设计一种独立的国际货币单位，怀特则坚持直接用美元来进行国际清偿。最终怀特凭借自己国家的强大后盾占了上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成立，美元成了合法的国际货币。

　　70多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然崩塌，但两大机构仍使用美元进行结算。此外，地区性的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也都是用美元结算。

　　亚投行应该如何设计自己的货币单位呢？

　　2013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式成立，但迄今各方也未就“金砖结算货币”或本币自由兑换等问题达成一致，确定使用何种货币的难度可见一斑。现在亚投行意向成员方有50多个，各方会设计出怎样的货币单位值得期待。

　　如果大胆想象，可能会有三种结果，美元、人民币或亚投行币。用美元可能阻力最小，最方便，结算成本也最低；用人民币过于敏感，并且在实际结算上也不太方便，成本比较高；设计一种亚投行的组合货币（货币篮子）当然更有魄力，也最能防范市场冲击，但能否成功就要看各国的智慧了。当然，现有意向创始成员方可能已经有了初步答案。

　　其次是如何做贷款评估？

　　任何一家银行，在放贷前必须了解贷款人的清偿能力，在放款后有必要监督款项使用，在回收贷款后最好做成果评估，才能加强风险控制，以利长期经营。作为政府间的开发性融资机构，开发银行有必要对贷款进行全方位评估，不然放出去的款都是坏账，最后连资本金都赔掉，贷款能力受限，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举例来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有专门的审查机制，近邻的亚洲开发银行则成立了一个名为“合规审查小组”的机制，专门对贷款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然而，各界批评最多的也正是这个所谓的贷款标准，因为这个标准不仅包含经济条件，还包含政治要求。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附加条件，包括财政紧缩、市场开放和破产清算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曾让印尼等国记忆深刻，2010年欧债危机后又让希腊深陷国内政治危局，2013年乌克兰危机后成了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亚投行作为由中国倡议的机构，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典型代表，目标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是图谋政治，因此会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上。但亚投行也要建立自己的贷款评估机制，严格审查贷款的发放、使用和回收。这将是一个系统工程，亚投行在成立之初恐怕不具备完善的评估能力，短期内可能要借助第三方合作，未来可着手建立自己的评估机构。

　　但从事前评估看，当前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家美国评级机构垄断全球评级市场，全球金融界对其形成高度依赖，许多人批评美国借评级机构之手操弄国际金融市场，但又提不出替代措施。未来，亚投行能否打破国际评级垄断，可拭目以待。

　　第三是市场细分怎么办？

　　目前来看，国内多数评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投行的主权贷款上，即亚投行把资金融给一国政府，再由其进行开发，对亚投行的战略影响也主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符合我国国内经济制度的基本逻辑，因为我们在大型基础设施开发上仍然以国家计划为主，资金当然由政府来分。但亚洲大多数国家并不是这样，一些国家的港口、公路、铁路乃至机场都由私人企业建设、运营和维护，亚投行如果只跟政府联系，可能没办法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甚至找不到贷款人。同时，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材和服务提供商也有不少私企，要进行贷款评估也不能只跟政府打交道。

　　为解决该问题，亚投行可能至少需要设立两个部门：一个服务政府，一个服务企业。如世界银行就专门设立了国际金融公司服务私人企业。

　　另外，亚洲有高收入国家（日本、新加坡等），中等收入国家（泰国、印尼等），也有极端不发达的“重债穷国”（如阿富汗），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开发，可能需要实行有差别的标准。如世界银行集团就同时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两个机构，前者覆盖所有国家，后者只针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无息贷款甚至是赠款。

　　由此，无论是针对政府和企业，还是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亚投行可能都需要进行市场细分。

　　四是争端解决机制设定？

　　国际政治有一条基本前提，就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因此富有活力的国际组织，大多配套有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否则难以存活。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有独立完整的解决贸易争端的司法系统，即“争端解决机制”，配套有裁判实体法和程序法，专门的裁判机构及执法机制，对维护世贸组织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世界银行建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专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供国际解决途径。

　　最近，维基解密刚刚泄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中的投资章节文本，其中大量涉及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美欧迟迟谈不拢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主要障碍。

　　亚投行本质上也是一家多边机构，成员之间的纠纷在所难免，同贷款国出现纠纷也难以避免，因此十分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仲裁机构，并为之设计配套的法律和执法机制，以保证长期健康运营。

　　五是广泛开展深度政策研究。

　　当前，建立自己的研究咨询部门，或加强同智库等政策研究机构的合作已成为大型机构的通行做法。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世界银行有“发展经济学部”，亚洲开发银行有“亚开行研究院”和“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基础设施规模8万亿美元的说法最早便由亚开行研究院提出），它们定期发布报告评估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形势，且有庞大的免费在线数据库向全球开放，全球各地的学者将之作为开展研究的权威数据来源。政策和学术研究既可以对机构开展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以引领全球的政策取向，从而建立于己有利的舆论环境。

　　亚投行作为一家新机构，也有必要发挥基础设施领域的特长，广泛开展有深度的政策研究。对此我们已经有成功先例，比如金砖国家已经提出设立“金砖智库理事会”，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其成功经验均值得亚投行借鉴。

　　最后要指出的是，亚投行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战略谋划能力，也要看工作的细致程度。在这方面，美日是可以学习的老师。尽管这两个国家截至目前仍未申请加入亚投行，但这并不妨碍向它们取经，未来关于管理经验的交流或可成为新的合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