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形势的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广泛关注。

　　最近第三季度7.3%的GDP增速发布后，再次引发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但是，就业保持总体稳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等现象显示，这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正常反映。

　　之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以为，从潜力角度而言，中国经济确实处于增长回落的阶段，但仍然具备中高速增长的条件。

　　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过去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供应链、产业集群的优势不会短期丧失。“尽管有些产业因为劳动力成本问题需要走出去，但大部分产业尤其是需要一定配套、技术水平的产业，不会短时间转移。”孙学工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产业集群不能仅满足于生存在中低档生产制造环节，沉溺在产品价值链的低端部分，而是必须朝着更加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必须转向聚焦内生创新，进而推动发展的转型。

　　集群不是企业简单扎堆

　　全球经济疲软和国内宏观政策变化的双重因素下，中国经济政策面临一个全新的局面，传统依赖出口、投资的强力驱动模式无法继续，迫切需要结构转型。

　　在刚刚结束的2104产业中国年会的演讲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就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分析，中国经济下行的背后是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他说：“发达国家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低速增长的时期，中国是外向型的经济，世界经济的减速对中国会有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因此会大大加速。”

　　中国的产业市场已经开始变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轷震宇说，随着产业经济转型，整个中国产业大的方向开始聚焦内生创新。

　　他所在的公司专门在美国硅谷建立了孵化器，并规划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综合性孵化器系统，通过大量孵化器来找到创新的原动力。

　　轷震宇说：“我们希望在它还是一个种子时开始培养它，发现新技术后，通过我们自身以及联手其他资本对这个技术进行加速，实现整合到中国市场上的可能性，最后实现在区域内对接。”

　　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除了依靠自然禀赋之外，更需要通过产业内的自生创新，才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

　　他进一步补充说，包括中国在内，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实现经济的真正腾飞，依靠的是竞争力的提升，采用集群发展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所谓集群，并非简单的企业扎堆，而是某一特定领域相关企业，专业性较强的供给企业、服务提供者、科研机构等集中在同一地区互相竞争与合作的状态。

　　作为集群这一概念的提出者，迈克尔·波特认为，在现代经济当中，创新与发展极大地得益于产业的集群式发展模式。

　　迈克尔·波特说：“集群是经济战略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给你一个杠杆，你吸引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帮助你吸引了另一家企业，依此类推，三四家企业聚集在一起比只有一家企业的时候生产效率更高。”

　　他表示，如果有强大的产业集群，就可以促进新企业和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发展，提升人们的工资水平、快速推动工作岗位的增加、实现人们更加幸福的生活。

　　之前，这位经济学家对全球10个工业发达国家进行了深度调研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集群是城市繁荣的核心推动力。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譬如，意大利小城摩德纳汇集了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等世界豪车，成为“名车之都”，洛杉矶则聚集了美国顶尖的影视制作公司，建立了巨无霸的影业帝国。

　　回顾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类似的故事也在接连上演，晋江制鞋业、山东寿光的蔬菜、河北清河的羊绒和北京中关村信息产业等都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之后，“企业孵化”的理念渐趋流行，实力雄厚的资本以产业园区为平台和依托，培育创新型企业，实现科研、生产、服务、销售全产业链条发展模式，逐渐建立起产业发展网络，使集群发展更具规划性。

　　譬如，作为国内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过去十几年，华夏幸福在北京正南50公里的固安开创了一场成功的产业集群试验。

　　它以“一个产业园就是一个产业集群”的理念，以资本干预为手段，以大数据战略为保障，引进龙头企业落地，同步搭建金融平台、人力平台、创新创业平台、企业服务平台等产业促进平台，打造产业集群。

　　十年间，固安从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为拥有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产业新城。

　　集群升级面临自主创新短板

　　但是，固安式的华丽转身还只是个案。

　　放眼全国，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还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大部分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不足。

　　而且，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兴起的，分布在城市周边地区，而不是人口和产业更为密集的城市中心区。

　　产业发展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和经济研究所教授吴利学解释这一原因，中国发达的大中城市不是没有发展产业集群的潜力，而是这里往往集聚了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但过去这些企业一般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企业，各种经济活动和生产链条全部“内部化”了，由此限制了产业的集群化，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突出。

　　更大的隐忧是，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产业集群仍然主要集中于传统产业，主要依靠劳动力价格低廉来获取竞争优势，高技术产业集群和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产业集群的发育还非常滞后。

　　吴利学进一步分析说，大部分集群还只是集中在轻工产业领域，化纤纺织、丝绸纺织、制衣、制鞋、塑料、汽摩配件、五金制品等是出现产业集群较多的几个产业。

　　这一现实说明中国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还局限于中低档生产制造环节，仍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部分，这反映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

　　这也正是姚洋忧虑的问题，他在上述演讲中以台湾和韩国的产业发展为例说，由于缺乏战略性产业方面的布局，随着成本的提升，台湾很多产业转移到大陆，完全以大陆为基地，制造、组装产品，造成台湾产业空心化。

　　而韩国在产业发展中，大力发展战略性产业譬如汽车、电子等高端产业，以国内研发支持海外制造、销售市场，通过海外市场向国内输送利益，推动国内研发技术不断进步，成功实现发展的转型。

　　他说：“中国大陆有一天也会经历台湾和韩国一样的经济转型，我们如果做得不好也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如果我们今天就关注一些战略性的产业，就能实现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产业集群升级两大抓手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发展趋势观察，中国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朝着更加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其中，需要把握好两大机遇。

　　其一，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多地利用和发挥好市场力量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优势，尤其政府需要转化对于产业发展模式的认识，最大限度地激发各方面的潜力。

　　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言：十年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也许有效，但现在可能行不通了。“因为创新是个系统工程，是资源、金融、教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他说。

　　这就需要通过市场的力量将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实现全产业链条的服务。对此，轷震宇感触颇深，他以华夏幸福的孵化创新为例说：“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孵化创新，更关注项目的落地，要形成生产力。”

　　他介绍，很多资本在企业孵化后，就不再关注后续市场对接。“我们希望从技术的孵化到落地市场整个循环工作‘走通’，通过市场化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轷震宇认为，这样的“走通”，一个是关注国内本身内生的创新技术，另外一方面，从国际上孵化并引进一些可以面向亚洲市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快速地形成产能，未来的真正产能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原来所谓的招商引资。

　　其二，互联网思维对产业集群发展尤其是传统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模式的思维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姚洋说：“互联网使得产业发展的模式发生了巨变，正在推动着产业的融通和创新。”

　　轷震宇也认为，这是未来企业集群发展的一个机会，那就是在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产业之间的结合。

　　譬如，新崛起的互联网巨头，掌握到大量线上的入口之时，触角已经向下延伸，阿里巴巴和京东对于物流方面建设提速；传统的公司，包括房地产、零售行业等，也主动地和线上巨头联系，万达和百度、腾讯的合作即是典型的案例。

　　轷震宇表示：“以我们对长期接触的企业观察来看，传统工业企业的互联网融合之路已悄然进行。互联网已逐步对上游的设计、制造环节产生了影响，并正在加快向企业研发环节渗透，制造服务化、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等模式不断涌现。”

　　“未来，基于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平台，我们将打通现有的产业园区服务支持平台，为企业提供从创业到发展再到上市的全价值链服务系统，提升企业黏性。”轷震宇说。

　　姚洋总结说，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产业结构现状将得到改变，传统产业的创新附加值也将被激发出来，并催生出更多的创新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