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自贸区挂牌满一周年之际，我国法律法规再次为上海自贸区改革“让路”。自去年9月29日正式挂牌以来，上海自贸区一直在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昨日，国务院正式发文在自贸区内暂时调整实施与2014年版负面清单开放领域相关的27条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为新版负面清单的落地扫清了法律障碍，这也是一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回顾过去一年，上海自贸区有突破也有质疑，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国际竞争的新资本，上海自贸区所走的每一步必然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发展。

　　破除法律障碍

　　国务院昨日发布的《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在试验区内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盐业管理条例》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规定的有关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在《决定》涉及的27条措施中，包括允许外商以独资形式从事盐的批发，服务范围限于试验区内；允许外商以独资形式从事地方铁路及其桥梁、隧道、轮渡和站场设施的建设、经营；允许外商以合资、合作形式（中方控股）从事中国传统工艺的绿茶加工；取消对外商投资邮购和一般商品网上销售的限制等。

　　这是继去年8月底国务院发文在自贸区暂停实施4部法律法规之后，国务院再次为自贸区改革调整有关法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负面清单”只是个指导性的政策，而《决定》保证负面清单可落地，有更强的操作性，也是“正、负面清单”中间地带的一个嫁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崔长林表示，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新时期，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和法律体制的改革。

　　改革力度与预期尚有差距

　　近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宣布，经过一年的改革实践，上海自贸区推进四大制度创新，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平稳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基本确立，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基本形成。目前共有283个项目正式落地，新设企业12266家。

　　但是，这些成绩和各界对上海自贸区的高期望之间尚有一定差距。在崔长林看来，一年以来，自贸区的许多政策仍停留在“意识决定物质”的阶段，与市场的真正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也表示，自贸区虽然推出了很多金融改革政策，但大多数都是技术上的突破，比如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带来的是操作上的便利，但在一些核心领域，改革仍然没有大的进展。“比如，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汇率的灵活性等，这些才是对金融市场影响最大的政策，但在这些领域过去的一年是缺乏突破的。”

　　对此，白明表示，目前各界对上海自贸区的期望值都不一样，自贸区毕竟处于成长和摸索阶段，在这一年里它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行开放，整个过程是比较稳健的。

　　自贸区旨在削权

　　据统计，2013年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共明确了23项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介绍，上海自贸区着力深化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而在百姓眼中，到自贸区购买进口商品、到自贸区找份工作是自贸区一年来带给他们最大的福祉，也间接展现出了一个十分鲜活且接地气的自贸区。

　　在崔长林看来，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资本，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作用，对内，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以上海自贸区为起点，引领新一轮改革；对外，则是在金融、税收、行政审批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并对抗以美国为首的TPP对中国的包围之势。

　　“自贸区不再是过去的特区、开发区，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需要的不是政策红利，而是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白明表示，上海自贸区发挥的是“先行先试”的作用，未来肯定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正因如此，自贸区的定位和改革方向变得更加重要。

　　“未来，上海自贸区发展的重点在于怎样围绕市场来搞经济，要去政府化。”崔长林表示，每个政府部门都不想放权，每个官员都想“我说了算”，这是自贸区改革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问题，告别过去管制过多、计划过多的现象，真正回归市场经济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