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的第一场“霾伏战”挨着黄金周的尾巴打响了。直到10月11日，持续多日的“重度污染”才在一股强冷空气的影响下结束。然而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10月17日、18日京津冀等地将再次遭遇雾霾天。饱受雾霾困扰的人们不禁要问：今年雾霾天为何来得这么早？这些年治理雾霾有何成效？什么时候驱散雾霾不用再“等风来”？所谓的紧急应对措施管用吗？

　　未来数月雾霾频率或越来越高

　　10月8日至11日，京津冀区域遭遇雾霾天气。9日12时，北京市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中，有29个站点达到六级“严重污染”级别，首要污染物均为PM 2.5，部分站点PM 2.5实时浓度已超过400微克每立方米。天津及河北省多数监测点的空气质量也处于“重度污染”状态。河北省保定、邢台等地的空气质量更是一度“爆表”。

　　京津冀地区的百姓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今年下半年最严重的一次雾霾的危害。

　　10月份刚从广州来到天津探亲的市民陶美英说，这几天都不敢开窗户。今年54岁的她对雾霾天气尤为敏感：“咽喉感受到了明显的刺激性，呼吸都不顺畅。”

　　北京市民窦晨年初才回到国内，今年夏天开始起荨麻疹，在医院做吸入筛查后发现是对空气中的某种物质过敏。奇怪的是，她平时到外地出差，症状都会有所缓解，而这两天，她觉得疹子比平时还要严重。

　　窦晨9日戴着口罩又去了广安门医院。“大夫说，雾霾对这个有些影响。”她发愁地说。

　　和她一起排队看病的28岁的于涵也表示，自己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但是近两年由于空气的原因脸上的扁平疣严重了。“以前只有一两个看不出来，现在成了一大片，不来医院都不行了。”她说。

　　北京儿童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9日早上开会的时候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就诊人数还没有大幅度增加，但是预计将有所增加，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

　　陈霞(化名)在北京一间中学已经工作了十多年。她表示，这次雾霾天气刚刚开始因此还没有看出对孩子们的影响，但是近两年出现持续雾霾天气的时候，学生们生病的都会比较多。“一般都是感冒，三四十人的班，最严重的一次一下午班里就走了十几个。”她说。

　　气象专家认为，本次污染具有上升速度快、污染浓度高、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根据9日5时气象观测图，京津冀全境能见度几乎都小于1公里。

　　业内人士称，未来数月京津冀将处于重污染天气高发期。天津市气象局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周慧分析称，10月8日进入“寒露”节气后，由于京津冀区域上空冷空气不活跃、大气环流较为平稳、风力偏小，区域出现雾霾的频率将越来越高。

　　雾霾“真元凶”尚待定论

　　治理雾霾，最紧要的就是确定“真元凶”到底是什么？

　　有专家认为，燃煤造成的“煤烟型污染”是空气质量的头号污染源，燃煤造成的污染占中国烟尘排放的70%；可就有人反驳，近年来相对交通排放，燃煤对雾霾天的相对影响较十年前并没增加，可能还略有下降。

　　有研究表示，“汽车尾气”才是罪魁祸首，机动车尾气排放产生的有机气溶胶等是PM 2.5的主要组分；可又有科研团队报告称，汽车尾气所占比例不高，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才是污染主要来源。

　　化肥、秸秆燃烧、养殖业产生的排泄物释放大量的氨气，最终增大污染物排放量；降水日数、平均风速减少，影响霾的驱散和清除；甚至连“做饭”“放屁”等都在贡献PM 2.5……

　　按照部分城市公布的结果，北京本地排放源以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扬尘为主，机动车尾气是主要来源；天津则以扬尘(地面上的尘土进入大气)、燃煤和机动车排放为主要来源。

　　对于今秋的首场雾霾，中国气象局京津冀环境气象中心首席预报员廖晓农称，无风、高湿、秸秆焚烧是今秋雾霾“提早报道”的主要原因。

　　“仅有的风还是南风向，将区域污染物汇聚。8日早晨短时降雨增加了空气湿度，在‘稳定天气背景’下叠加了颗粒物的吸湿增长效应，污染物浓度进一步上升。”廖晓农说。

　　此外，专家认为“秸秆焚烧”也是本次重污染形成的重要因素。根据环保部对秸秆焚烧的卫星遥感监测，北方地区逐渐进入秋收季节，国庆期间部分省市秸秆焚烧集中。这种本可人为减少的“特殊污染源”加重了雾霾。

　　“秸秆焚烧，直接排放一次颗粒物，烟气含‘有机气溶胶’，可形成PM 2.5。”北京市环保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处长李立新介绍，去年夏季遥感监测显示，大范围秸秆焚烧 曾经使PM 2.5浓度在几小时内由110微克/立方米上升到460微克/立方米。

　　消息发布后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但也有人评论说：“刀耕火种”是中国农业的传统，秸秆烧了许多年，缘何最近才被提及？

　　面对这样的质疑，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的雾霾是多种污染物协同作用而生，属于复合型污染，机动车、燃煤和工业排放是造成雾霾的最主要原因。“但恰逢夏收、秋收季节，如果遇到静稳天气等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时，秸秆集中焚烧对雾霾的贡献就会凸显，迅速积累的污染物在无风、高湿的条件下难以散去，恶化了原本严重的雾霾。”北京市农业局能源生态处处长王宇说。

　　治霾缘何“雷声大雨点小”

　　河北廊坊、保定、石家庄等多地启动机动车尾号限行；天津，上半年就已开始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和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等“限号”措施……抗霾至今已有两三年时间，多地投入巨资治霾，限行、禁烧、关停等药方不断升级。然而，当雾霾再度来袭，为何人们感觉治霾成效不大？

　　据环保部统计，今年上半年74个城市总体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58.7%上升为60 .3%。其中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13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提高3.2个百分点，空气重污染发生的频次、持续的时间和污染的强度同比均明显降低。但从7月份单月来看，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48 .6%下降到42.6%，空气质量有所下降。

　　专家表示，我国雾霾是在工业化发展与机动车剧增同步的情况下，污染叠加并相互作用所致，属于大面积区域性、复合型污染，不同于上世纪伦敦(煤烟型为主)、洛杉矶(机动车为首要原因)相对单一的污染，因此，治霾需打持久战、组合拳。

　　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指出，发达国家大气污染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即工业排放、城镇化与机动车文明相继发展，我国则是三者在几十年内同时出现，此间产生大量污染叠加，复合型污染治理难度极大。

　　业内人士表示，治理污染不可完全依赖对工业“关停并转”，也并非只是简单地限制煤炭使用，而是需提升排污标准，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技术应用，严惩不正常运行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施的行为，才是关键之举。

　　然而，事实上，仍有不少害群之马拿着国家的脱硫补贴却不运行环保设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今年7月对10家火电企业扣减和罚款5亿余元，处罚其“不正常运行脱硫设施、却冒领脱硫补贴”的违规行为。此前，环保部对去年脱硫数据造假的19家企业予以处罚，五大电力集团、华润、中石油、神华等央企子公司均上榜。

　　环北京地区部分污染企业偷排直排现象更是触目惊心，点状排放、游击作业，成为污染防治的“硬骨头”。记者沿107国道在距北京约百公里的河北省走访，沿途不时可见一团团“黑雾”涌向天空。小炼油厂、小炼铁厂、小加工厂等污染企业，是当地重要的谋生场所，直排造成大气污染严重，直接损害群众健康。

　　河北省某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环保执法现在处于“弱势”。以小塑料产业为例，一是取证难，违法作坊主为粉碎机焊上轱辘，听闻执法人员来了，粉碎机一拉就消失；二是处罚难，如按法律规定违法生产作坊应处罚10万元，但业主如果拒付，执法部门也无可奈何。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副秘书长路光杰说：“劣质煤与好煤，一吨价差一二百元，大电厂一天烧煤1万吨，一年价差好几亿元，不用环保设备的钢厂一年能省下至少数百万元。”

　　此外，排放标准存差距、认识水平欠到位、治理力度打折扣、基层环保执法部门频遭“闭门羹”、检查对象作弊及冒充负责人阻挠执法、与执法人员打“游击战”等现象频发，甚至“花钱作假买合格”……多方面现象正在制约“协同治霾”。

　　例如，河北的排污收费标准与京津反差巨大，其四项主要污染物收费标准，仅为京津的两至三成。业内人士担忧，京津冀交接地，恐将频现化工企业转到河北的“排污收费洼地”，导致部分企业宁可缴纳排污费也不积极治污。

　　在机动车污染治理方面也存在种种问题。据统计，机动车在北京P M2 .5本地来源的占比达31 .1%。1辆达标“国四重柴”排放的氮氧化物，相当于约90辆“国四汽油轿车”。而不达标或更差标准的重柴，排放约是200倍以上的“国四汽油轿车”。由此推算，每夜外地柴油车在京排放的污染物，远超全市所有京牌机动车连夜行驶，是名副其实的“移动烟囱”。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称“向污染宣战”，提及针对雾霾频发、大气污染等问题，要在今年淘汰600万辆“国二”以下的“黄标车”和老旧机动车。然而，业内人士称，“国二”柴油发动机套“国四”壳子生产，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由于环保前置审查缺失，法律尚无环保召回，大量黑烟车已然上路，靠后期路检处罚治理污染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还有车商和生产企业联合造假。首先，车商向厂家预定“国三”或“国二”车，但要求有全套的“国四”手续。企业则根据特殊订单，在生产过程中把“国三”或“国二”车的发动机号码篡改成“国四”发动机型号，再伪造“国四”合格证。车商拿着“国四”合格证，配合有“国四”发动机型号的车，就可为“国三”或“国二”车顺利上牌。

　　应急机制不畅流于形式

　　中国环保部10月13日向媒体通报表示，京津冀积极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但一些地区应急工作还存在形式大于内容，应急机制不协调、不顺畅，部分涉及民生的应急措施难以完全落到实处等诸多问题。

　　督查组抽查了石家庄市裕华、长安、新华三个市辖区，有两个区应急期间道路喷雾洒水工作量仍然维持在日常水平。在邯郸市，应急响应区域仅局限于主城区。对于邯郸市区周边，尤其是工业企业相对集中、排放量占比较多的武安市、峰峰矿区、永年县等地均未采取应急措施。

　　督查组发现，一些地方雾霾应急还存在环保部门“单打独斗”，部分应急措施遭遇落实难，一些地区、企业应急响应迟缓滞后，部分地区应急预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记者调研了解到，京津冀地区多个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经过重新修订后，目前已实现预警和应急响应分级标准的基本统一，但在准确预警、快速反应、区域联动等方面问题突出。

　　首先，气候预警能力差距大。北京市环保局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调处处长李立新说，目前北京市有较为完善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系统，可以预报未来几天的空气质量变化。天津市环保局监测中心主任孙韧说，天津市从2014年初开始监测并实时发布PM 2.5数据，累积数据不满一年，目前还不具备准确预测空气质量的条件。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主任王晓利说，中心成立不久，虽然人员基本到位，但计算机、模型等硬件设备还在招标过程中。目前河北省还是依靠经验来预判空气质量，只能比较准确地预测到未来24小时的大气污染情况。

　　其次，应急响应措施滞后。国家环保部副部长翟青称，目前京津冀三地以及河北省多个市(县)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都设立在环保部门，在政府授权有限、工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部门协调力度薄弱，难以形成“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局面，导致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落实不到位。

　　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说，尽管人员、科技、通信、经费等几个应急响应保障方面已经写入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但具体落实有难度。比如扩大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覆盖范围，投入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加强监测、气象专家队伍建设等工作，远未达到实际需求。

　　第三，区域联动水平低。三地环保部门人士表示，尽管京津冀相关城市已有了标准互认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重污染天气形势也高度相关，但目前各城市之间应对重污染天气，在天气预报预警、应急响应方面都还达不到联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健认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涉及部门广、协调程序多、社会影响大，造成应急响应速度慢。除了环保、气象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还直接涉及交通、港口、卫生、教育以及综合执法部门，间接涉及发改、水务、园林、监察局等部门，各个环节响应预警，也都需要时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重污染天气预警的精确度不高，也客观上打击了部门联动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