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香河县渠口镇金庄村，一片田地里的秸秆已被焚烧，留下大片灰烬。

　　三河市新集镇，村里挂着严禁焚烧秸秆的宣传条幅。

　　“不烧又能怎么办”

　　在离香河不远的三河市新集镇，府前街到胡庄村的沿途，都可以看见挂着禁烧秸秆、鼓励秸秆还田的条幅。

　　10月31日，胡庄村村民钱明安（化名）家门前的玉米地里，焚烧过后的痕迹显眼，“不是我家的地，也不知道是谁烧的。”钱明安不愿透露门前玉米地的主人，但他红着脸说，“可不烧又能怎么办？”

　　钱明安回忆，以前都是人工用镰刀割，脱粒后的秸秆拉回家烧炕、生火、喂牛羊。现在主要是用煤气电，也很少喂牲畜，秸秆“几乎没有用处”。同时，使用联合收割机后，玉米秆变成碎茬留在地里。秋收玉米以后，农民要赶着冬播小麦，间隔最多2个星期，这期间，要把碎茬清走才能继续耕种，“清理这些碎屑，一亩地一个人，半天都清不完，烧最省事。”

　　“焚烧秸秆实际上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后果。彻底禁烧，就要从改变中找到源头。”达尔问环境研究所所长、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赫晓霞解释称，以前秸秆作为农户生活燃料，一点一点烧，没有形成一次性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而烧完的灰，农民会把它当草木灰还田。随着煤电气进入农家，牲畜养殖的企业化，秸秆的燃料、饲料功能丧失，从过去对农民“有用”变为“没用”，加上农时限制，在没有好的处理方式前，烧掉最为便捷。

　　近几年，为抑制焚烧秸秆，全国开始倡导秸秆还田。今年6月，《河北日报》发布来自省农机局消息，“今夏全省秸秆还田率超95%”。

　　但钱明安认为，这些碎茬子做不到全都还田。

　　他跑进地里，抓起一把秸秆茬说，收割机走过后，能留下20厘米厚的碎茬子，如果直接翻进地里还田，土地在短时间内根本消化不了，秸秆覆盖还田容易生虫子影响下一季作物生长，“点一把火，啥问题都解决了。”

　　赫晓霞证实了钱明安的说法。

　　她解释，秸秆还田是把秸秆作为有机肥，重新施入地里培肥地力的措施，“让秸秆自然发酵变成有机肥需要湿热的环境，活跃的微生物，秋冬季节这些条件不具备，很难有效还田。”

　　按照中国农业信息网（农业部信息中心主办）给出的测算显示，无论是秸秆覆盖还田或是翻压还田，都要考虑数量。“过多不利于秸秆的腐烂和矿化，甚至影响出苗或幼苗的生长，导致作物减产。过少又达不到应有的目的。”

　　虽然觉得“烧最省事”，但钱明安也并不认为“烧”是个好办法，“烧地会增加土地热度，对地也不好，还污染空气，农民都明白，但大伙没有途径处理多余的秸秆。”

　　企业布局秸秆亏损

　　其实，李红兵和镇里的干部们围堵焚烧秸秆时，也在想，能不能从源头上断了村民烧秸秆的念想，给大伙找个其他途径处理秸秆？

　　“比如建个再利用秸秆的厂。”但李红兵转念一想，随着种地人数的减少，农地在缩减，“真建一个厂，如果人家一年运转需要10万吨秸秆，到我们这收不上来咋办？”

　　李红兵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总部在河北固安的一家生物质能源企业，以秸秆作为原料生产清洁能源。经理张国欣就经历过在村里布生产点失败的遭遇。

　　张国欣介绍，生物质能源企业的生产基地主要围绕原材料的产地布局，“基地在哪，就在哪里回收秸秆。”他解释，企业按照每吨干爽秸秆100元回收，秸秆不适合长途运输，目前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通过农用运输工具“送秆上门”，以五公里为半径，超过5公里，愿意运送的农户逐渐减少，“秸秆含有水分，农民一般会等干得差不多才会运，否则会增加成本。”而五公里外，除非是棉花秸秆等高价值的原材料，企业才会主动去回收。

　　目前，该企业在河北承德、廊坊、保定、邯郸等地均建有生产基地，“最北端的承德回收率较高，因为当地农作物一年种一季，农民不着急赶农时、收秸秆，南边的邯郸主要收棉花秸秆，情况也比较好，最难的就是廊坊、保定、沧州等这些中段农区，一年种两季作物，赶农时，不愿意浪费成本拉湿的秸秆，很多都秸秆还田，或者烧掉。”

　　2009年企业成立初期，张国欣曾因考虑原材料的运送半径，为方便农民运送，与一些乡镇政府合作，在几个村内布置一个秸秆煤块生产点，提供人员、技术和生产设备，“我们和当地签了一个协议，农民不用花钱，只需提供秸秆原料，就能得到秸秆煤块，多余的产品则由企业销售以抵设备款。”

　　张国欣的布局最终以失败告终，“农民不守协议，原材料收不上来，设备到最后根本没使用，我们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尝试失败后，张国欣放弃了生产点的布局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