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晚，长虹和美的同时发布半年报，长虹亏损1.8亿，美的净利66亿。前者是国企，后者是民企，二者都曾在家电这个最早开放、充分竞争的行业中拼杀多年，也曾数次短兵相接。如今，业绩呈现如此差异让人感到震撼。

　　就是在此时，受体制问题束缚多年的长虹启动了国企改革，希望通过改组长虹集团为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适度调整扩大电子集团的决策权、研究制定电子集团控股公司中长期激励管理办法、积极引入各类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实现政府的“放权+减负”。

　　只是，如今家电业已经走过狂飙突进的辉煌年代，正置身于一片红海中浮沉不断，此时长虹迟来的国企改革能否顺利实施，并且给它带来“破茧成蝶”的美好未来，仍有待时间检验。

　　长虹产权改革曾两度搁置

　　在倪润峰执掌长虹的时代，长虹曾两度提出产权改革计划，但都没有成功。国企长虹内部人人“铁饭碗”的现状如今仍未改变。

　　中国家电史上，倪润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曾执掌长虹帅印17年，在1989年策动过中国电视行业首场价格战，以30%的降幅与日本品牌短兵相接并大获全胜；在1998年发动过 “长虹囤积彩管事件”，引发国内彩电企业一场“资源大战”。

　　但就是这个家电“教父级”人物最终失意离开，并留下一件未酬心愿——长虹产权改革。有媒体报道称，导致倪润峰离职的真正原因也许就是是以倪润峰为首的管理层与大股东（当地政府）在长虹产权改制方面所产生的分歧。

　　早在1999年，长虹就制定过民营化计划，核心是国有股减持，目标是逐步使长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为国有股所占比例不超过20%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其中便包括管理层对公司国有股的购买(MBO)。后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股减持叫停，此计划落空。

　　2002年5月，倪润峰再次提出“民营化”，但由于管理层和大股东在民营化方式上存在分歧，计划搁置。

　　与之对应的是，对手企业TCL在李东生的领导下，于2002年实现曲线MBO。2004年1月，TCL集团整体上市，李东生拥有TCL集团1.445亿股股份，身家一举超越10亿元。同一年，倪润峰60岁，黯然退休，其退休前年薪为120多万，退休后仅能拿到每月1000元退休金。

　　倪润峰的离开，令长虹产权改革的努力戛然而止，国企性质占据上风后，预备以“狼性”扑入市场竞争的企业性格也渐渐变得温顺起来。

　　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年前，长虹都是一周工作六天，现在每周工作五天。与每天都开足马力连轴转的大部分家电企业不同。

　　此外，国企长虹内部人人“铁饭碗”的现状也未能改变。“公司老总连一个普通员工的去留都很难决定。”长虹内部人士称，开除在长虹的企业文化、企业舆论中是说不过去的。

　　家电专家刘步尘对新京报记者说，多年来，长虹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负重前行”，它和别人竞争的时候，其中很大的短板就是受到体制的约束，让长虹看起来像一个“戴着镣铐的舞者”。国有企业不管赚钱亏钱，都由国家兜底，这导致长虹市场意识不强烈，在纯粹国有体制之下，很难和那些轻装上阵的同行企业实施对称性竞争。

　　这是当年倪润峰争取“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如今长虹启动国企改革的主要考虑。

　　部分高管将“有换有下”

　　2014年，第三次国企改革拉开序幕。新一轮长虹改革的核心只有一个：政府给企业放权松绑，特别是在涉及一些重大项目投资的财权以及人事权等方面，力度较大。

　　2004年，倪润峰退出后，原绵阳市副市长赵勇调任长虹成为新一代“掌门”，刚接棒的赵勇对媒体说，“（长虹）不能说是一潭死水，也是一潭平静的水，绵阳以及长虹最需要的是激情。”

　　今年7月初，四川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上，长虹董事长赵勇再次说，公司在产业转型升级、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内部管控、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在互联网的跨界冲击下，传统家电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一个月后，长虹披露了大股东——长虹集团拟定的国企改革方案相关情况。

　　2014年8月3日，长虹公告称，长虹集团拟定了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方案，主要涉及六大内容：长虹集团改组为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适度调整扩大对电子集团控股公司重大投资审批权；研究制定中长期激励管理办法；积极引入各类战略投资者、企业法人，推行产权多元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劳动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智能产业生态，以人为中心重新定义产品和服务，全面落实机制体制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此份方案正在四川省国资委审议”。有知情人士称，“原本定于8月19日前后对外公布审议结果”。目前来看，已经推迟。

　　尽管最终的审议结果尚未出炉，但长虹内部已经开始有所动作。

　　有长虹内部人士对新京报记者透露，改革中高管层面变动幅度不小，22个高管层有不到一半人会“有换有下”，由长虹体系内的人补缺，或者从社会公开招聘。公开消息显示，长虹已经于年初启动60万年薪全球招副总计划。

　　在执行层方面，长虹已经开始大力推进产品经理负责制。“相当于去行政化，产品经理最大，可负责整个业务全部链条，解决了跨部门合作问题，”上述人士称，薪酬机制也将相应变动。

　　这些调整正符合赵勇此前的表态。5月28日，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在四川长虹股东大会上曾表示，“对不符合公司战略、对发展造成拖累的子公司进行战略重组或者退出”。公众将看到今年换届的实质性变化。

　　此前，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称，新一轮长虹改革的核心只有一个：政府给企业放权松绑，特别是在涉及一些重大项目投资的财权以及人事权等方面，力度较大。同时，政府还对长虹在50多年发展过程中通过并购产生的大量退休员工等包袱进行清理，概括起来就是“放权+减负”。

　　人事和业绩阻力重重

　　在家电这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长虹是唯一一个受制于体制问题而发展滞后的企业。而其未来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一个是业绩。

　　家电行业过去20年，先后经历了90年代的野蛮竞争，入世后的文明成长，如今正处在人民币升值、补贴政策退出、互联网入侵等因素包围的新时代，所有企业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期。

　　对于同样身处迷茫，而又要兼顾改革的长虹而言，显得阻力重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一个是业绩。

　　家电专家刘步尘对新京报记者说，这么多年的国企观念，可能会固化管理层的思维。现在突然要改革，这部分人就将成为最大阻力。

　　还有业内资深人士称，国企有个很重的包袱是带有政府性，它怕引发群体事件，国企员工如果闹事儿，提出抗议，会让政府很被动。“所以长虹跟很多央企一样，承担了政府形象的责任，但同时又要让它到市场上与完全的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拼杀。这是很痛苦的”。

　　即使人事调整得以解决，把原来这帮人拉到市场上去，能不能跟美的、格力、海尔拼也是一个疑问。“就像是温室里的植物，一直备受呵护，一旦把棚揭开，风吹雨淋，能与野地里长起来的植物抗衡吗？”刘步尘说。

　　在业绩层面，长虹转型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长虹最新公布的半年报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179.73%，由盈利变为亏损1.81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则亏损4.2亿元。

　　刘步尘说，年底或者明年，长虹真正开始执行改革，有些产业板块可能会退出，保留下的产业板块也可能会因人的调整发生变化，经营业绩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就比如2011年，美的集团开启内部调整，第二年美的营收就从931亿降到680亿。预计长虹改革的阵痛期可能也会持续三年左右时间。

　　不过，这是值得的代价。“把过去的浮肿而不是肌肉消除，呈现健康的体魄，虽然瘦了，但肌肉多了，发展就会变快了”，刘步尘说。

　　只是，在长虹放手一搏的背后，它还背负着一个千亿计划。四川省曾提出，希望长虹2013年营收做到1000亿元，2017年做到2000亿。但在转型瘦身期，既要业绩又要成效显然是不可能的，四川省政府和长虹，是否都能耐得住寂寞等待“破茧成蝶”，也是疑问。

　　刘步尘说，长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虹集团主管部门四川省国资委的决心到底有多大。而对长虹而言，已经失去太多机会，这次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