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3月14日讯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表示，如今，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已转变为产业安全问题。他强调，“现在中国农业到了危急关头，必须要有大的突破”。

　　农业供给侧改革是重中之重

　　陈锡文表示，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是时下粮食领域最突出的矛盾。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中国对粮食的政策引导追求片面化——以增产为主要目标。

　　2015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2143.5万吨，比2014年粮食产量增加1440.8万吨，历史性地实现“十二连增”。虽然粮食“十二连增”的成绩不可否认，但片面的、失衡的政策也带来了尖锐矛盾。

　　另外，陈锡文还指出，中国粮食价格与海外粮食价格的倒挂也是目前突出矛盾。他表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全面、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他建议，“十三五”期间要正视这些农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并建议要有改革创新精神，在农业领域进行体制和科技创新。

　　农业领域问题凸显出农业供给侧亟需改革和创新。农业也面临“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结构性改革。两会期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当前农业领域突出问题是“结构方面”，体现在农产品品种和农产品质量上。如何一方面让农产品能够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使消费者能够消费更安全、绿色和个性化的农产品，另一方面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使农民得到更多的收入，也是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离不开三个痛点，即资金、技术和销售。而这些背后除了需要如陈锡文所说的体制和技术创新之外，还需要金融创新。

　　长期以来，传统金融服务体系在“三农”领域的种类、灵活性和多样性供给不足，面对农业供给侧结构化改革的需求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很多农户和小微企业，常因为授信额度不足、过分依赖抵押和担保难以扩大生产。应运而生的“三农”普惠金融“真融宝”，可以补充和延伸传统金融体系，给农业带去实际的资本力量，特别是民间资本，在结构性改革的实处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带去实惠。

　　日前，银监会印发的《关于做好2016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提出，将不断丰富金融服务主体，提升农村金融竞争充分性和服务满足度。以“互联网+三农”为基础和代表的“三农”普惠金融可以在以下三方面显示其优势，并且与传统金融一起共同发力。一是有助于丰富大数据征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二是推动建立绿色金融与补充产业链金融；三是提高资金和生产效率并且提供高附加值转型。

　　普惠金融为“三农”造血 促农业升级转型

　　首先，农业覆盖地域辽阔分散，差异化显著，这必然催生出其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场景化。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村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以前，单个的小农户农资农具采购金额小，融资需求分散，在经营权流转放开后，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将成为新农村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业生产规模化，集中性的资金需求会逐步呈现，集约化农业则会面临广泛融资需求。“互联网+三农”可运用大数据，逐步建立村县和个人的大数据征信体系，并且推动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的趋势。

　　其次，“三农”普惠金融可推动绿色金融和相关产业链金融发展。韩长赋表示，“十三五”期间并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而是在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的基础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率。而从当前情况来看，农业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同时多措并举消化粮食库存。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消费升级，更看重健康食品来自源头绿色的土地和种肥。“互联网+三农”可将城市人对食品的个性化和高品质的需求对接不同地区的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消费升级和农业转型升级的共赢链。

　　最后，“三农”普惠金融可给农民提供更多资金来源，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转型升级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借助一定金融杠杆，农民可以在不同季节种植不同类型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来源，让农民在不同时期有多种创收手段的来源。“互联网+三农”可以因地制宜地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场景化的相关“三农”金融产品。

　　据了解，“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十三年聚焦“三农”，可见政府对“三农”之重视。2016年“一号文件”要求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国家的扶贫政策的主导下，“三农”不仅需要有扶贫资金的支持，更希望能获得造血能力。

　　此外，农业相对于其他领域，其特殊性和差异化使“三农”普惠金融任重而道远，繁杂而又分散。如今，“三农”问题和需求日益累积，改革已应提上日程，此时“三农”普惠金融可采用政府与民间资本相结合，采用PPP模式，打造政府基金+民间资本+产业链金融机构的新型普惠金融模式，共担风险，并逐步探索发展民营资本参与的村镇和“三农”民营银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