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大年二十九，深夜。哄完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儿睡觉，并等丈夫和儿子应酬归来的大梅，总算有充足的时间整理家务，清空“2015年羊年不再需要的东西”。

　　大梅早不再年轻，也不像多年前那么潇洒和轻松，更几乎没有时间出去和朋友喝茶聊天。不变的是，她还是喜欢别人叫她“大梅”，却不是以“老”开头的称谓——20多岁还在劳动局工作时，原先的领导和同事就这么开玩笑地喊她。虽然现在已是当地财政局的一位“小领导”，“大梅”这个称号仍“不离身”。就连她自己都曾开玩笑：这个称号几乎伴随了到目前为止她全部的公务员生涯。

　　与《国际金融报》记者聊天，当然是从与公务员有关的话题开始。稍出乎预料，忙着整理东西的大梅抬头率先反问：“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是不是反腐、工资阳光化等对我们的影响？我只能说，肯定有影响。看到摆在墙那边的拉杆箱了吗？我现在就彻底不需要它了。”

　　这个“足以摆得下20斤东西”的拉杆箱，是大梅2012年底特地买的。大梅当时纯属“未雨绸缪”，因为，她所在的部门一年能出去旅游两次，甚至是多次。但现在，用她自己的话说，随着“政策收紧”，想再出去公费旅游“根本不可能”，且“谁都不能触碰红线”。因此，拉杆箱被大梅归到了“羊年不再需要的东西”一类。

　　大梅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除了公费支出项目少了，就连平常认为“该是自己”的福利都减少，甚至是“消失了”，“说完全没有抱怨，那不都是真的”。

　　受到影响的，何止是大梅一个人。春节期间，《国际金融报》记者先后与十多位在二三四线城市工作的各级公务员聊过天。与大梅的说法有些类似，他们的反馈普遍是“福利少了一些”、“生活清淡了”或“不用再想着怎么给领导拜年和送礼了”。

　　也许，正如一位在某县城打拼了30多年的老企业家农历二十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所感慨的那样：“前几年，少部分公务员的日子确实太好过了。”但他同样坦承，“现在‘高级一些’公务员的状态应该是回归正常。但另一面，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如果连年终奖都没有，或许是说不过去的。总之，‘一刀切’亦不可取。”

　　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说，公务员队伍的上述对比，与时势有关。过去两年，“反腐倡廉”几乎成了公务员队伍中“必须研究”的词汇，多数学习内容也与这四个字有关，且中央高层一直对反腐采取“高压态势”。

　　就拿今年春节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都没闲着——据媒体报道，中央纪委信访室副主任宿云贵称，“大年三十到初五，共收到网络举报件是1818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电话举报每天受理是50件，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从反映的问题看，主要是两大类：一是贪污受贿问题，二是失职渎职问题。”

　　“事实就是事实，形势也无法改变。”工作了20多年的老公务员老吴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我还是相信公务员队伍绝大多数人是清廉的，也相信目前的情况会让队伍更好。因此，我会坚守在这个岗位，毕竟，不管是政府还是普通百姓，还是缺不了我们的公务员队伍。”

　　对比强烈

　　20多年前，大梅因一次偶然的机遇，被“挖”到了当地的劳动局，有了当时所谓的“正式编制”。“那时候，什么也不懂，也不觉得这份工作有多好，更不知道这份工作就是‘公务员’，还和家人怄气‘编制有什么好’。”大梅回忆说，“直到十多年前涌现出考公务员热，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就是公务员。而且，公务员会那么吃香，考上公务员甚至能为全家人争光。”

　　蹉跎了几年时间，大梅后来因“名额空缺”，从劳动局调到了当地的财政局工作。换作前几年，这又是一份让很多人感到羡慕的工作。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那边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不错的员工餐、气派的办公大楼，每年数次，还有固定的‘春游’、‘秋游’或‘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县城退休公务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几年前，还有人为进财政局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

　　大梅不讳言以前的福利，但这份工作让她感到高兴的，更多的还是这份工作带来的“稳定”。“不能说不辛苦，有时候考试、学习、写报告，甚至会熬通宵。但相对我做生意的丈夫和已是上班族的儿子来说，这算是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大梅说，“至少，我能挤出时间来照顾他们。”

　　福利也好，幸福也罢，都在2013年逐渐起了变化。“举个例子。2013年前，我每年年底整理东西时，都觉得这个不够，那个也不够。但这两年的心态是，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了。”大梅说，“就拿那个拉杆箱来说，我就准备送人。因为，再留着它，也没太大用处，单位没有谁会冒风险组织出去公费旅游。”

　　“还有一个变化是，以前我可以偷懒请个假带孩子办点事。但现在，除非溜出去，不然，就得请假。”大梅摇着头，小声叹了口气。

　　事实上，在《国际金融报》记者与其他一些公务员的接触中，2013年几乎都被认为是一个“拐点”。

　　“2012年底，就起了微妙的变化，只不过，当时大家都没怎么注意到。”老吴就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回忆说，“当时的‘八项规定’，立刻给公务员队伍上了个‘紧箍圈’。”

　　时至今日，仍能在一些网站显要的位置找到中央政治局的那次会议全文。据官方媒体2012年12月4日报道，会议强调，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等。

　　“这之后，一年几次的旅游没了。出去开会的次数也少了，甚至开会的油补，有时候都没了。”大梅说，“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谨慎小心地执行相关部门的规定。”

　　远非个案

　　对于公务员队伍来说，敲山震虎的不只是“八项规定”，还有反腐。让外界关注的是，今年1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去年全年，68名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或正在立案审查，其中不乏“大老虎”级别的人物。“这些，我们基层公务员都看在眼里。”老吴说。

　　与大梅类似，2007年就成为公务员的小徐产生了“一丝丝的失落感”。

　　过年回家，同学聚会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往年，我都会小小展示下我的优越感。或者，一些同学会用艳羡的目光赞扬下我‘朝九晚五’的生活；抑或，一些哥们还会跟我开玩笑地说些‘你这部门油水不错’之类的话。但去年和今年，我都尽量保持着低调。”在县城一处经济开发区做公务员的小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这些，就是我的对比。”

　　今年除了低调，小徐还被人“调侃了”。“酒桌上，有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进去’，也有开玩笑说‘什么时候辞职’。当然，都是铁杆兄弟，我不会计较。”小徐说，“但有时不免感慨，前后对比未免强烈些。”

　　有近30年公务员经历的老吴表达的是“工资上的无奈”。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去年以来，他所在的国税局就在实行工资阳光化。“意思就是，工资中该透明的部分就透明。同时，各级、各乡镇等的工资差距不能拉得太大。”

　　“尽管上述方案尚在讨论阶段，但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刚进来两年的基层公务员，和工作了30年、未晋升的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差不多。这就让不少‘老人’感到不满。毕竟，如按工龄算，他们本可以收入更高。”老吴说，“不仅如此，与原先相比，一些福利，如超市购物卡、礼券等，今年几乎看不到了。”

　　老吴没有说出口的是，按以往他所在部门的惯例，以老吴的年龄，早就可以享受地市级副局长级的待遇。但因为上述变化，他的收入可能会骤降。

　　“直到现在，我今年的绩效奖金都没发放。”无独有偶，小鞠去年刚在一处富饶的小镇升任副科长，并兼任领导秘书，本以为待遇会提高的他发现，和几年前相比，几乎没有提高，这让他觉得没法向妻子交代，“很丢脸，今年没让家里存到多少资金，这让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家里人。”

　　小鞠没有对《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具体的工资数额，只是一直强调“连大城市的房租可能都交不上”。

　　不过，在省城地税部门工作的小吕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外界对公务员的印象都是福利好。但实际上，至少我所接触的范围看，福利待遇算不上最好。就拿我来说，我的工资很长时间没涨了，且除了工资，我一直就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所以，就我个人看，反腐等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小吕说。

　　“低调多了”

　　基层公务员尚且如此，一些“领导级别”的公务员同样在收敛自己的行为。

　　上述老企业家对《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八项规定”、频繁的“公车私用”曝光前，一些政府官员会明目张胆地将公车开回家，甚至出去旅游，“但现在，已没有官员这么做了，他们低调了很多。准确地说是‘非常多’”。

　　“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把私家车都留在家里。然后，问我或其他人借车出行。”该企业家说，“还有，以前，一些官员会以小孩子的名义变相收取企业家们的礼金。但现在，没有官员这么做了。”

　　“还是想强调，腐败分子只是个别人，不能一棒子将所有的人都打死。”前述退休公务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称，“在大家眼中，见到的大多数是不好的案例。但实际上，不少人对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几乎没有怨言。”

　　另一位三线城市的公务员老施在和《国际金融报》记者的交谈中不断强调，不要“妖魔化”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一些官员的行为。

　　“有时候，他们很辛苦。比如，几年前，我们这儿以行政力量强推了一个中关村科技园项目。尽管四处招商，但最后，还是没有企业‘买账’。随后，一些官员四处奔走，一家家企业谈心，总算拉来了一些企业入驻其中。”

　　“基层公务员都很苦的，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城市。”小吕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至少我接触的范围看，我们上班真的都很认真，根本没有聊天、打麻将的情况发生。我很想为自己正名：公务员队伍确实很辛苦。”

　　事实上，《瞭望》周刊此前就曾报道，“与庞杂的工作量相对的，是基层机构的‘多合一’。特别是在乡镇一级，基层公务员多是‘万能手’。”报道说，乡镇工作量大、责任重、经常加班，“考核很多，计生、安全生产、财政、农村合作医疗，很多都是‘一票否决’，完不成任务就没资金发放”。

　　《中国青年报》节前针对北京年轻公务员的一份调研也显示，年轻人普遍努力进取，有强烈的主动创新意愿，“其中，71.8%的人会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和感受到身边同事积极创新的氛围而创新，14.3%的人会基于个人的兴趣和追求而创新。工作中，69.8%的人为自己不断设定目标，70.6%的人认为即使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也不放弃”。

　　“还会坚守”

　　小毛的故事透露了公务员生活的另一面：原来他们也会离职。

　　“我也不想离职。一是怕我父母担心，另一个是怕自己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她在某县城的招商部门工作，一直以来都奉行“朝九晚五”，但终于有一天，还是离职了。她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离职的原因在于，收入没有当初想象中那么高，且相对其他工作，比如你的工作，枯燥了点。”

　　小毛离职时，曾让她的父母“很痛心”，但最后，不得不接受女儿离职的事实，并用“公务员没原来这么好”来安慰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正是出于“没那么好做”，有观察人士用“辞职潮”来预计2015年公务员的走向。比如，有些企业就高薪挖角公务员队伍中的精英，或者像小毛一样，也有公务员自己“下海”，找其他工作，或者经商。

　　但《南方周末》此前引述华图教育副总裁于洪泽的话分析，公务员队伍中，1992年有新一轮改革热潮，2002年前后出现国企改革，且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外因刺激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热潮，特别是1992年公务员辞职还有‘停薪留职’的机会，干不好可以再回去”。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外因，“说‘辞职潮’还为时过早”。

　　外界还在探讨的一个现象就是公务员考试热是否降温。“公务员是没原来这么好做。比如，招生，我们单位就好久没进人了。”大梅透露，上一次新进人还是在4年前。

　　《国际金融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至少部分区域，公务员考试的热潮也没有之前那么高。

　　以江苏为例，2月初，江苏省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处处长张学英就对媒体介绍，由于部分垂直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等原因，今年江苏省招录总数与去年全省6480人的招录计划数相比略有减少，预计“公务员热”也将持续降温。

　　在一些公务员考试的论坛里，一些坚持多年公务员考试的考生也自称“理性放弃了”公务员考试。在他们看来，比公务员更好的工作“还是有一些的”。

　　然而，对于上述“离职潮”的说法和“考试热”的现象，大梅和小吕都认为，跟自己的关系“不怎么大”。

　　“说实话，对这份工作有了感情了。”大梅说，“每天看着熟悉的同事、盆栽、电梯，甚至是打印机，我都不敢想象我辞职会是怎样的场景。再者，这份工作不是没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动力。”

　　小吕说，“假如有人问我会不会换工作，我想说，我还是会坚守下来。毕竟，当初选择了这一行，我还想继续坚持下去，证明我自己选的方向是对的。”

　　老吴认为，理性上看，公务员没有想象中这么好，但更没想象中那么坏，“更重要的是，想考公务员的人不要被现在的情况吓坏。因为，肃清了公务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反而能提升队伍的效率，提高外界对我们的尊重”。

　　来源：国际金融报

　　(原标题：公务员称去年绩效奖金都没发 没存到钱很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