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选线上金属只有1%

　　在“可回收垃圾”前往东小口的同时，环卫部门的垃圾运输车将其他垃圾带到分选转运站。

　　垃圾的运输价格不同：比如厨余垃圾，进入转运站的价格大约是每吨153元，如果分离充分，可直接进入处理终端用于堆肥，则只需要60元。

　　混合垃圾进入转运站每吨230元，如果分类理想，直接进入终端就是110元。

　　以上这笔费用，主要由输出垃圾的区县支付。

　　按照北京市的设计，垃圾分类等环保压力主要由区县一级承担。因此，虽然进入转运站前的厨余垃圾预处理难度极大，但大多数区县仍在不断尝试。

　　形势严峻的是东城、西城，没有设立大型分选转运站的空间，如果区内分类不理想，每年就会为垃圾处理付出更多。

　　全北京通过环卫部门流动的垃圾，终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市东南四环小武基桥西北角的小武基大型固废物分选转运站。

　　这个建立于1997年的工厂，现在每天要处理约2000吨生活垃圾，主要来自朝阳区东部和南部，以及老宣武区等区域。

　　站长杜建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车垃圾，进入转运站10分钟后，经过六道处理，变成焚烧料、做堆肥的有机料以及可回收的塑料、纸张等三部分。”

　　他说，不同来源地垃圾的成分区别较大，“社区与城乡结合部的区别非常明显。”前者多是厨余垃圾以及废纸等各类生活废品，后者则复杂得多，甚至包括石头、灰土砖瓦、树枝杈等东西。

　　无论何种来源，首先要人工分拣，挑出大石头、长枝条、木料等“障碍物”，然后开始自动分拣流程。

　　滚筒筛，在直径3米、长约10米的设备中旋转，使轻物质，如塑料、纸张、编织物等可焚烧物分离。

　　振动筛，通过物理振动，将剩余的垃圾分为有机料和无法回收处理的残渣。

　　在以上两个筛选过程中，同时进行磁选，将金属单独分出。

　　轻物质的后续处理较为复杂：负压风力分选设备再次将塑料、纸张进行分选，其结果可用作建筑材料的添加物，“但是这种分选的后续处理能力有限，转化技术有限，所以多数轻质垃圾最终还是焚烧处理。”杜建刚解释。

　　轻物质还会被近红外光电精选，也就是用光谱判断塑料的具体材质，仅废塑料就可以分为聚乙烯、聚丙烯等八类，“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回收利用的价值。”

　　一个与之有关的例子是爆竹垃圾的处理，爆竹皮和沙子可以被精确区分，前者被回收。

　　为实现“绿色奥运”承诺而引进的近红外光电精选系统在西方非常普遍，但目前国内应用较少。“生活垃圾在经过拾荒者、垃圾站等流程后，到我们这里，塑料瓶等留下来的非常少。”杜建刚解释说，这其实是一个从可回收物质里提取更具价值物质的过程。

　　垃圾中的含水量是处理难题。与最终对焚烧等处理环节的影响不同，它带给转运站的挑战主要是污水处理。

　　为了解决垃圾分选中产生的污水，转运站配备了一台日处理能力60吨的污水处理设备，“几乎是满负荷运行。”杜建刚说。

　　至于“中国特色”垃圾中的高比例厨余和高含水量，他认为至少在机械分选环节没有带来更多影响。显然，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与垃圾焚烧企业进一步讨论。

　　在分选之后，占比大约45%的焚烧物在打包封闭后，被运往焚烧厂进行焚烧；另外45%的有机物被送到南宫堆肥场或者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最后10%左右的残渣，则被送往北神树垃圾填埋场。

　　杜建刚告诉本刊记者，在整个分选线上，价值高的东西不多，金属约占1%。

　　有些尴尬的“正规军”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市每年约产生废旧饮料瓶20万吨。他们的企业如果满负荷生产，可年处理5万吨。但现在因为原料不足，仅能实现约50%的生产能力。

　　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北京地区约有300余家没有资质的塑料瓶加工作坊，处理了绝大多数废旧饮料瓶。

　　“他们都用地下水处理瓶子，加入工业强碱清洗，废水不作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高兴说。

　　这样，“盈创再生”就有些尴尬。它在2008年成立的初衷，是为解决母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生产原料问题——意图收集足够多的废旧塑料瓶。

　　作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这家工厂用2亿元购买了全套进口设备，建设了全封闭处理系统以及水处理系统，但却无法与那些排水管直径超30厘米的“院子”竞争。

　　“作坊里没有处理水设备，缺少所有环保处理环节，成本比我们低很多。”高兴表示，与作坊相比，第一个不同是废水处理，第二个就是最终产品的纯净程度不同。

　　“盈创再生”的最终产品是再生聚酯切片，可以直接用来生产再生塑料瓶。

　　这种将食品级塑料瓶直接处理为食品级原料的过程，是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最高追求，以及回收物的最高级别用途，“原来是什么，后来还是什么”。

　　因为一旦处理后纯度“降级”，将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更大负担。

　　目前，国内饮料企业还没有能够接受这种再生料的，“盈创再生”的此类产品只销往可口可乐一家，但已供不应求。

　　高兴说，500毫升的塑料瓶送到他们这里时，价格已经上升到1角7分至1角8分。

　　为了解决废旧塑料瓶的来源，2011年“盈创再生”开发了饮料瓶回收机，并在地铁站、学校等公共场所投放了300余台。

　　“效果超出预期。”高兴说，每台回收机每年大约回收75万只塑料瓶，500毫升塑料瓶1角一个。

　　吸取之前北京曾经投放过回收机的经验，回馈方式不再是硬币，而是改成以支付宝支付，或者划入投放者的交通卡、手机账户中，另外一部分无偿投放的，则被转成慈善基金。

　　高兴说，他们2014年计划陆续投入1000台回收机，预估可以解决母公司10%的原料需求。

　　虽然常年遭遇“原料危机”，但是“这个行业很有意思，前景比我们开始想的要大”。高兴说。

　　“很多市民都习惯将废品卖给收破烂的。”高兴说，他们也在积极对接社区收废品者，“按照政府提供的数字，这个群体在北京有30万人，我们希望将来能将他们纳入我们的渠道，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层层加价的环节，改善北京的垃圾处理形势。”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本刊记者陈融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北京垃圾：因何多、如何少

　　在垃圾“产量”创5年新高的情况下，消化存量垃圾已经成为一个多角色、多利益交叉的系统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北京报道

　　1994年北京第一座垃圾卫生填埋场建成运行，通常被视作这座城市现代垃圾处理的开端。20年之后，北京的城市垃圾处理终于走到国际惯例的第二、第三阶段，也就是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到资源再生、循环利用。

　　城市垃圾存量激增的势头已经延续多年。消化存量垃圾，已是北京“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重大挑战，投资数亿元的大型处理设施也陆续上马。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日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北京城市垃圾处理进行了回顾。

　　只有了解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城市垃圾处理，“还有很多路要走，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公众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力、社会力、市场力的合力作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她说。

　　以下是张红樱向本刊记者的叙述。

　　垃圾分选线上有iPhone

　　1957年10月12日的《北京日报》醒目地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本市城区就要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收集的办法。破布头、烂铜铁、玻璃和书报全部回收再生；煤渣、破碗盆用来制砖铺路；菜根菜叶、鸡肠鱼肚、蛋壳鸡毛及落叶、杂草沤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都是这么做的：分类着眼于垃圾成分和生活习惯。应该说，那20年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德国、美国很多国家都学习当时北京的废品回收再利用经验。

　　再提垃圾分类，就是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大乘巷在“地球村”环保组织的倡导下进行分类了。当时一些环保人士从国外回来，有很多想法，觉得在城市最能做的就是居民身边的垃圾分类。

　　6个塑料大桶摆在院内，3个一组，分别写上“废塑料”、“废纸”、“废玻璃”，以供居民分类投放，成效特别显著，一直坚持到现在，厨余也分了出来，西城区也有车辆跟居住小区对接。

　　1994年填埋场运行，1996年12月15日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这意味1994年之前做得再细，分完了还得往一块埋。那时的垃圾分类，更多是一个时尚概念。

　　1996年开始的3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工垃圾车，平均每两三天减少一辆。

　　原建设部于2000年6月确定北京等8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网上现在对它的评价是“失败”。虽然很多城市开始建垃圾填埋厂，比原来的野垃圾场进了一步，但对于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是特别清晰。

　　2000年申奥成功。申办报告承诺：2008年前北京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资源综合利用率达30%，这些指标也都切实达到了。

　　但后奥运时代，北京建设和人口规模继续扩大，垃圾问题特别突出。以填埋为主已经不能持续。因为当时垃圾成分变化特别大，可再生资源成分增多，没有回收利用就填埋是极大的浪费。这样就对垃圾分类有了新的要求。

　　比如，我们国家从2005年进入家电大量抛弃的阶段，前几年冰箱、彩电多，这几年手机、电脑多。在小武基自动分选线，一会儿能出来个iPhone、一会儿能出来个三星。

　　国际上固废物管理经过四个阶段：简易焚烧、填埋；卫生填埋、焚烧发电；资源再生、循环利用；构建循环经济社会。国际上探索了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这么一条路。

　　针对历史上形成的野垃圾场，摄影师拍了很多垃圾围城的照片。1994年之前这些野垃圾场都是乱堆乱放，历史积存量很大。现在北京已经开始治理，到2015年将完成1000多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但是，现在垃圾增长速度特别快。

　　不仅在北京，全国很多城市垃圾存量的增速都在加快。2009年就已经面临几座垃圾填埋场达到设计年限、要封场的压力，减量化势在必行。按照“十二五”规划，2015年底焚烧生化要达到70%，填埋占30%。

　　分类垃圾必须有终端支持

　　2009年至今，焚烧、生化、填埋比例由“十五”期间的2:8:90优化为10:10:80。其实到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要不要分类还有一些争议。包括业内，也有人讨论垃圾分类是不是做早了。

　　新一轮垃圾分类的背景可以概括为：第一，垃圾分类是学习先进国际经验，构建循环经济型社会的必经之路；第二，立足北京垃圾问题，源头减量势在必行；第三，它是结合末端处理设施，适应处理配套衔接的实质要求。

　　北京2008年之前的垃圾处理以填埋为主，垃圾分类一直以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来进行。2009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确定了垃圾处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目标，大力推进垃圾焚烧和堆肥设施建设。

　　到2010年，北京启动了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创建工作，主要就是结合终端垃圾处理设施工艺需要。垃圾分类以分出家庭厨余垃圾为主，厨余垃圾可进行堆肥处理。其他垃圾含水率降低，也可以保证生活垃圾焚烧热值和污染控制需要。

　　根据北京的情况，先按由简入繁、大类粗分的路线走。因为所有搞垃圾分类的国家都不是一上来就分几十种的，而是先干湿分开。根据中国的饮食习惯，餐厨、厨余比较多，所以干湿分开首要是这部分。现在基本是厨余和餐厨占60%，于是按照国情分了三类：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

　　垃圾分类从居民家庭开始。家里面只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因为很多家庭都有卖废品的习惯。有些家庭特别是年轻一代没有卖废品的习惯，小区又配置了可回收物垃圾桶。原来厨余不太能分得出来，2013年慢慢达到5%。

　　自从有了“垃圾分类”的提法，被骂最多的就是“混装混运”。混装混运的原因很复杂，每个时期的主要原因也各不相同。最初是因为只有填埋一个处理手段，进行分类以后，末端没有处理设施来支撑。

　　那以后，后端开始有设施支撑，餐厨、厨余可以集中或者就地处理，还设了很多分拣中心，再生利用企业也多了，很多高端的处理方式也出来了。这样，回收系统回收量增大，同时有了堆肥和焚烧化处理，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垃圾桶被十几拨人翻过

　　其实，现在有些小区监测到，一个垃圾桶有十几拨人来翻，最后桶里没剩什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所以清运垃圾的保洁人员才会有一个判断，觉得没有必要分类清运。

　　也有很多小区的保洁，因为在居民楼下倒腾垃圾桶产生异味和遗洒而被投诉，所以索性一股脑拉到小区垃圾楼站再翻腾分类，也是造成居民误解的一面。

　　清运工人很熟练，他们有自己的估算方式，决定分类值当不值当。其实现在混装混运的比例已经很低。

　　当然，如果居民源头分好，可以降低很多成本。比如纸张的回收是分等级的。如果前面分得很好，没有污染和其他成分，在回收利用中等级就会很高。塑料瓶也是，清洗消毒到位才能确保食品级。如果落到“游击队”那里，清洗不干净或者切割不到位，就会降低品次。

　　最好还是源头保持物料没有被污染，经过简易处理，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垃圾分类工作主要依靠区县落实。像丰台区、大兴区由专业化公司负责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及分类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日常检查，形成了各环节职责清晰、管理体系完整的管理模式，垃圾分类达标效果显著提高。

　　垃圾分类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可以把垃圾分类作为一种修行。

　　中华环保基金会参与我们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多年，李京华主任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社区做“社会大课堂”活动，一位老大爷问他，我这里有一筐桃，放烂了，怎么分？因为桃肉是厨余，桃核属于坚果应是其他垃圾，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

　　李主任笑着问大爷，垃圾分类就是要资源节约，您把桃放烂了扔了多浪费！

　　现在不太提倡二次分拣员，这让居民自觉性变差。希望“绿袖标”能起到指导、宣传、引导的作用。

　　目前一种主张是要分得更细。事情越复杂就越难推行和坚持，这是常识。有专家援引人类行为学研究说：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最快3个月，一个集体养成一个习惯最快一年，而整个社会养成一个习惯最快七八年。垃圾分类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养成的过程，培育的过程。

　　当然，最好还是从居民源头开始做好分类，国外、特别是德国、日本的家庭都会对一些可回收物进行处理，比如复合纸包装，洗净晾干压平，有利于后期再加工利用。但客观事实是，目前居民参与率到30%就很不容易爬上去了。而且，30%分类的效果可能被70%不分类淹没。

　　“游击队”占领大部分市场

　　再生资源这块是由商委系统负责，我们的垃圾分类中可回收物对接他们的再生资源回收车进行收集。2009年开始，先在朝阳区选择“三街两乡”，尝试了“以分出厨余为主，共分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三类”的办法。

　　马上覆盖整个北京市不太现实，推动速度太快，末端设施处理能力可能跟不上。到2014年应该能达到居住小区70%覆盖，2015年再做300多个居住小区就能达到80%。

　　现在做“十三五”规划，但发现重点抓居住小区有一定难度。在单位、公共场所，人们受到组织约束，环境影响，纪律意识就比较强。而在小区里，生活的环境就比较放松。

　　而且根据国外经验，在局部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在作业、运输方面就很难有质量和效率。另外，有些区域做、有些区域不做，人的意识、行为也很难统一。我们目前还在研讨下一步的各种功能区域覆盖计划。

　　按照“规范前端、物流配送、专业分拣、厂商直挂”的思路，我们也在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规范化站点建设，初步形成了覆盖16个区县，由22家主体回收企业、15个分拣中心、4700多个回收站点构成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2013年成立了北京再生资源中心，设立规范站点，还有资源车到小区现场收，但更大的市场份额目前还是所谓“游击队”拾荒大军占有。

　　曾有来自各种渠道的建议，提议收编“游击队”。但是这很难操作。流动废品商贩在废品回收市场化之后，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市场，有些和物业小区打了很多年交道，打个电话就能上门。

　　所谓“正规军”的一些规范企业，在回收方面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设电话热线、网上收废，但机动性、灵活性、及时性难以和“游击队”抗衡。

　　“游击队”基本只收高附加值的东西。刚才说到旧家电处理，现在怎么处理电子垃圾，我们也在和其他部门商量。北京其实有专门处理电子垃圾的工厂，但是吃不饱，原料都被“游击队”弄到了外地。

　　“游击队”也是市场行为。北京的废品最早在供销社系统消化，属于特殊行业管理，后来被取消，市场也完全放开。

　　放开后，废品成了“游击队”的天下。很多“游击队”都带有地域色彩，河南帮、山东帮、河北帮，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集散地。也要求他们去商委部门备案，但因为不是强制性的，所以备案不多，不太规范。

　　“游击队”的运作比较成体系，但问题也特别多，偷井盖、电缆去卖；把高附加值东西拿走，剩下的乱丢，就地简单处理，而且都是低端回收、低端处理。

　　政府要跳出这个圈来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整体评估：一是减量化、资源化比较明显；第二，以垃圾分类为抓手，启动全社会的低碳新生活方式；三是吸引企业参与，改变行业传统，带来整个产业的升级。

　　现在还是面临好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混装混运、居民参与率低、正确投放率低。我们应该转化理念：不能什么都让政府来做，包括出钱、建设施、发动群众。这些年想的办法也很多，从建到管基本上全覆盖，政府能使的劲全都用了。

　　要跳出这个圈来，要把政府力与市场力、社会力协调起来。

　　要利用经济杠杆。现在混合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处理费用已经有价差了，下一步准备拉大，同时对区县建分选、处理设施的给予补贴。

　　环境治理的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国外推行了很多年。按袋收费，有个别省市尝试过。实施的后果，是努力几年的垃圾分类成果没有了，甚至有居民把垃圾袋从楼上直接往楼下扔。现在收费，时机还不成熟，当然未来肯定是这个方向。

　　下一步目标，一个是和末端处理设施衔接，提供充足的高质量原料。还有两个重点，即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的结合，干湿分开。

　　再生利用充分，自然也就减量了。厨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2014年纳入首环办考核体系。当各个区县的厨余分出量要打分、作为考核指标时，就会倒逼大家想办法提升分类、减量效果。

　　总之，源头要减量，能利用的再利用，然后就是资源化的再转化，最后才是无害化处理。

　　今天还有人说垃圾分类是作秀，像蜗牛爬行。其实垃圾分类的每个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和目标，是根据一个城市垃圾成分的变化和末端垃圾处理工艺的比例等进行的适应分类。

　　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今天，每个人的行动和参与比以往更重要，因为垃圾分类已经和每个家庭、每个人日益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