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链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垃圾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不过，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现实中的垃圾流转，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瞭望东方周刊》希望以详细、全面的调查，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垃圾流转的隐秘链条

　　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烧、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

　　2013年，北京的城市垃圾量达到5年来的新高，只略逊于全球宾客云集的奥运会之年。在中国人经济生活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大多数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纪录。

　　在中国城市垃圾问题空前严峻之时，《瞭望东方周刊》希望用迄今为止相对更详细、全面的调查，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我们原本希望展现城市垃圾自产生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仅在流转部分，其复杂性和利益纠缠就已远远超出想象。

　　对于流转链条的详细复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基于观感的某些习见。

　　比如垃圾分类处理，由于终端处理能力的提升，特别是流转过程中对经济利益杠杆极其敏感的层层分拣，分类垃圾桶“一股脑都倒在垃圾车上”的问题，看来并非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业内对于目前是否有必要开展垃圾分类处理，还存在极大争议。

　　对于城市垃圾流转环节的追溯和梳理，也刷新了我们的认识：

　　首先，目前城市垃圾的严峻形势，既来自历史存量，又源于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源头控制是首要问题。

　　第二，在政府庞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烧、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还需要有更细致、更严密的思考。

　　然后，可能才是引人关注的最后处理方式。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居民家庭层面的垃圾分类毫无意义——它对于垃圾流转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极大影响。但，也要明白，从现实考虑，目前的一切政策设计，还需要以家庭分类的乏力为前提。

　　与之有关，城市垃圾处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状况为基础。这样，会有利于在了解它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举措和切实的引导。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北京正在推进设立“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即可能有7万人戴上“绿袖标”，其每人每月约600元的报酬由区县财政承担。

　　现在，对于“绿袖标”的设置正在调整，希望分成几层，加强管理设计，从而做到“减员增酬”。

　　一些区县为推进垃圾分类还设立了“二次分拣员”，他们每月领1200元薪酬，站在垃圾桶旁边，而人们看到，这仍无法促使居民进行分类抛弃。

　　面对这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处理挑战，政府力与市场力、社会力的整合，乃至于政府内部力量的协调统一，是一件小视不了的大事儿。

　　而《瞭望东方周刊》随后也将对城市垃圾的源头及其最终处理，进行更为详细的观察。

　　垃圾都去哪了

　　人数在十几万至30万之间的拾荒者，是北京垃圾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姚玮洁/北京报道

　　按照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北京市201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公告》，在这一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71.69万吨，日均产生1.84万吨。这是2008奥运会之年以来的新高。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

　　不过，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比如一只塑料饮料瓶，是不是真的因为与同一桌晚饭上的残羹冷炙一起，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难以回收，最终影响焚烧等处理？

　　在中国城市垃圾的三个关键问题——产生、流转、处理中，包含分类在内的流转环节可以被视作关键部分。

　　如果对其进行良好的设计和有效的引导，向上可以影响垃圾制造者的行为方式，向下则可以促进垃圾处理的无害化。

　　而现实中的垃圾流转，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

　　被100只眼睛盯着的垃圾桶

　　傍晚，81岁的老太太李秀珍蹬着三轮车，晃晃悠悠赶到永引渠北路北侧的金中阳光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卖掉3天来捡到的几十斤废旧木头，还有水泥袋子、塑料瓶等等，换得12元人民币。

　　李秀珍住在永引渠南路南侧的棚户区。为了每斤木头能多卖1分钱，她要蹬着三轮车多走半个小时，“这里摊子大，老板的秤也好，能多卖点钱。”

　　一只塑料瓶，在这个收购站能给9分钱，而其他收购站多是8分，算过去，就是高了12.5%。

　　这天气温达到34摄氏度。李秀珍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绿色长袖的确良衬衫。头顶磨破边的灰色遮阳帽檐上，还留着很多干水泥粉末。

　　“我一般是到工地上去捡，垃圾桶里的我抢不着。”说起塑料饮料瓶，李秀珍忿忿地回忆，两三年前她还经常能从街边、小区里的垃圾桶捡到瓶子、书本纸张等。但打今年初起，她几乎收获不到瓶子。没办法，老太太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废旧木头、水泥袋子等建筑垃圾。

　　木头的废品收购价钱按照长度、大小和质量不同，价格从一分五到一角多不等。水泥袋子在经过拍打折叠等简单处理后，与塑料瓶的价钱相同——每个9分钱。

　　“捡瓶子多容易啊，可是我抢不着，那些年轻人，一边遛狗一边背着个大包，就把瓶子都捡走了。30来岁穿得整整齐齐的小伙子，骑着车、追着个瓶子跑。我就不理解了，按道理来说大家生活更好了，干嘛跟我们这些人抢？”李秀珍声音高了几个分贝，满是皱纹的嘴角两边露出仅剩的两颗牙齿。

　　据说北京的拾荒者数以十万计。李老太太的儿子因病没有劳动能力。让她费解的是，那些子女拥有体面工作的老人们，为何会比她更细致地翻捡垃圾箱？

　　在北京西北的世纪城——一个超大型社区，一名保洁员说她也要和住户的父母们“抢瓶子、纸壳子”。

　　这个楼盘的二手房价格已达到六七万元一平方米，但是“那些老头、老太太推个婴儿车，后边挂个袋子，碰到垃圾桶就上去看看，有瓶子就放进袋子。纸壳子拿出来擦擦，用脚踩折了，比我们还专业。”好几次，她都看见他们的儿女们和站在垃圾桶旁的父母争吵。

　　清晨的西直门地铁站，一名40多岁的环卫工，骑着一辆带着大垃圾箱的车子缓缓停到两个垃圾桶前。

　　她有条不紊地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先捡出四五只塑料瓶放进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经过一番认真的翻捡后，她将不同分类桶里剩余的垃圾一并倒入垃圾车。

　　曾在北京不同小区承包近10个垃圾站的钱三友(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你把分类做好了，有100只眼睛盯着垃圾桶，一股脑就把可回收垃圾全部捡走。”

　　屁股后面排了一长队人

　　如果钱三友在清河小营清上园小区承包的垃圾站被关闭，这将是他手上被关闭的第五个垃圾站。

　　这个河北廊坊人，十几岁就做垃圾处理工。他说，目前在北京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不过对于中国更多城市而言，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垃圾站里一片狼藉，两个男人都去清上园小区运垃圾。剩下的3个女人，身边放着一堆工具和几个白色橡胶桶。

　　似乎从来不会感到不适，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她们努力清洗和擦拭垃圾上不知名的液体和黏稠物，然后不假思索就开始处理手中各式各样的抛弃物。

　　一名古铜色皮肤的女子，试图用螺丝刀撬开手机充电器却没能成功，于是很麻利地扔下螺丝刀，用老虎钳把充电器掰开一条缝。充电器的机身和插头终于分开，金属插头被扔进一个桶里，机身则扔进另一个桶。

　　与想象中的不同，女人们穿戴特别齐整。“我们都有抵抗力了。”她们说。

　　垃圾被男人们送来后，摊开在地上，由女人们逐一清点、捡拾。不过，前一天城管和街道办事处的人拉走了她们堆放在垃圾站旁的“成果”，一共6车，是她们用半年时间分拣出来的。

　　“里面有好多铜和铝，值2万多元呢。”一个女人说。

　　作为这个垃圾站的承包者，钱三友说，这种生意的源头是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四川小老板到北京，承包了一些小区和大厦的垃圾处理业务。

　　正如通常模式，钱三友把垃圾站又转包给别人，一般是类似于清上园垃圾站这样的一家人。钱三友每月给他们每人500元，而出售“可回收垃圾”的收入则归他们所有。垃圾站虽然地处小区外，但场地和一些设施都是小区提供的。

　　这个小区每天大约可以运出3吨垃圾，正好装满一箱——体积略大于QQ车一类的微型轿车。钱三友不愿告诉本刊记者，承包这个垃圾站，小区付给他多少钱。而被清理过的“无用垃圾”，要以200元一箱的价格交由环卫部门处理，这200元由他支付。

　　每天下午，环卫部门都会按时派人来收垃圾、收钱，然后进入他们的处理流程。

　　听见钱三友抱怨城管的作为，刚刚踏进垃圾楼的小区物业主管接过话茬：“还不是你们垃圾楼的规格没达到人家的水准？”

　　现在，根据海淀区创建文明城区的要求，除了干净、清洁，垃圾不能“落地”。

　　但“落地”是这门生意的关键——如果不能把垃圾摊在地面上，分拣出其中的“可回收垃圾”，钱三友的下家将无利可图，而这个垃圾站生意链就难以持续。

　　到距离清上园小区50米的海淀环卫中心转运站——它其实也是一个垃圾处理站，主要处理附近另一单位宿舍小区内的所有垃圾——就会知道钱三友的生意何以存在。

　　这个垃圾站非常干净，一名环卫工人从早6点到下午4点半专门负责清洗、看守。蓝色的集装箱在阳光下发光，行人走过时很少知道这个地方竟是用来处理垃圾的。

　　工作人员说，负责它的海淀环卫局八队共有60多个此类密闭式垃圾站，“有些垃圾站人员是队里的、站也是队里的，我们这个站人员是队里的、但站不是队里的。”

　　这个垃圾站属于上述单位宿舍小区，由环卫局管理。

　　每天，大型垃圾运输车到这些垃圾站带走垃圾。至少在京北的很大一片区域里，都需要先将小区中的垃圾桶汇集到垃圾站，然后运走。

　　但是，小区不仅要支付给环卫部门运走垃圾的费用，还要负担这样一个标准垃圾站的运行费用。

　　按照钱三友的说法，小区把垃圾站包给他，更“省钱”。

　　眼前，小区物业已经下了关于清洁和“不落地”的最后通牒，“屁股后面排了一长队要来收垃圾的人。”

　　无论谁承包这个垃圾站，“可回收垃圾”被拣出后，主要运到东小口镇。

　　院子里的细致分工

　　在2014年春夏启动拆迁前，位于京北的东小口镇，算得上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这里有数万流动人口聚集，多半来自河北以及河南信阳。

　　马路一侧，纵向延展开无数条通道。每条通道里有十几个店面，其实都是开阔的院子，杂乱堆放着废旧物品。

　　院子口多有一幢小平房，有的挂着牌子，写着“收啤酒瓶子”或是“收塑料”。

　　更多的是什么牌子也不挂，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说明一切：五颜六色的塑料饮料瓶扎成一捆小山，地下横七竖八的麻袋里杵出来的全是白色的塑料泡沫。

　　作为店面的小平房大多没有门，用帘子隔开外面的世界。门口铁丝上晾着衣物，加上散乱一地让人无处下脚的垃圾、大秤和三轮推车，组成了这些老板们生活的标配。

　　官方统计，该镇共有回收市场、规模出租大院28个，共占地2162亩。

　　李姓老板对此颇多抱怨。他主要回收钢材。从前他在西北三环附近巴沟的废品站做这一行，那里被拆迁，他迁到四环，又被拆迁，“现在到北五环了，没想到还要拆迁。”

　　据他所言，自己跟一些拆迁工地“有关系”，所以能够得到“原料”。经过简单的分装和处理后，河北、天津的厂家会直接派车来拉走。

　　他说，这几年生意不好做了，利润很低，所以他家开不起好车，对面一家比他们早来，现在“都开奥迪了”。

　　像他这样的院子，在路口位置，不到100平方米，月租金大约1万元，位置稍差的月租可以降至5000元。

　　在一家专门经营塑料回收的店里，王姓老板解释了塑料饮料瓶在东小口的流程：他收到不同种类的瓶子，分好类，将其中的塑料饮料瓶转手给东小口另一个院子。

　　在这个专门处理塑料饮料瓶的院子，瓶子被重新分类，然后被粉碎，再转手。

　　第三个院子的任务是，将这堆材料用盐水清洗干净，再加工成绿豆大小的颗粒。来自江苏、浙江、河北等地的厂家会拉走这些原料。

　　“大多数布料都是用可乐瓶子做的，可乐瓶子拉丝特别长。很多瓶子在东小口自己就能处理，但这不是一家能干的事情，得好几家互相配合。”王老板说。

　　他说，瓶子的分类有十几种，玻璃酒瓶子还会再被分为五六种。

　　分类标准主要是用途，质量不错、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玻璃酒瓶，会被酒厂带走。质量不好的则被拉去高温处理再加工为玻璃，“分得特别细”。

　　一名姓高的小伙子，称自己为“散跑”。

　　他每天把走街串巷收购来的废品分好类，装到三轮自行车上，拉到东小口出售，上下午各一次，“主要卖点铁、电器赚钱，纸壳、瓶子都不赚钱。纸壳我们收是5角一公斤，来这交7角5。500毫升的塑料瓶我们收8分，在这里卖9分，也就是走量，一天大概赚70元。”

　　现场加工的外墙保温原料

　　相比之下，在发展略显滞后的北京南部、西部，“院子”们很少大规模扎堆，更多散落在以四环为边界的广大区域里，越往南越多。由于需要更长时间等待厂家的货车，它们一般会有自己的仓库。

　　南四环外肖村桥西南侧的一处废品市场，面积约万余平方米。同一类废品在这里只有一个摊主经营。在靠近东南位置的一个摊点，来自河南信阳的一对夫妻也经营瓶子生意。

　　丈夫朱老板说，500毫升的塑料饮料瓶每个收购价8分钱，易拉罐1角，啤酒瓶2角，“每天大概能收6麻袋，每麻袋600个瓶子，利润每个不到1分钱。”由于周围经济环境不佳，所以这里的业务量与全市同行相比非常少。

　　每隔几天，就有更大的收购站或者厂家来拉走这些瓶子，“谁给的价格高卖给谁。”

　　房租是这对夫妇最大的开支，这处约150平方米的空间承担他们的全部生活——吃饭、睡觉，还包括小儿子看书学习等，每年租金约4万元。

　　河南人吴老板做废旧泡沫生意。这个摊位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加工厂房：封闭的泡沫粉碎机器将泡沫打碎，通过管道输送到另外一台可以实现高温融化的机器里，输出的泡沫已变成细长的“面条”，最终由切割机将“面条”切成细碎的小块，成为可以直接出手的外墙保温原料。

　　“泡沫占地方，又没有分量，收废品的一般不收。”吴老板说，这套设备价格约5万元，每天可以处理几千公斤泡沫，“原料不足”。

　　泡沫无论好坏，他的收购价都是每公斤5元，仍然很难满足生产需求，“干这一行的很多，竞争激烈，北京像我这样的摊子，有好几十家。”

　　东南三环十里河桥附近，有一处三环内少见的废品市场，主营金属以及废旧报纸等。在拆迁压力下，它已经不再回收塑料瓶等占地较多的废品。

　　在这里，铝的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0元，行情最好的2006年前后曾达到18元。“现在收废品的人太多了，停一辆卡车就收废品，平均5公里就有一个。”铝收购摊位的老板说。

　　纸张通常分为报纸、纸箱以及书本纸来收购，报纸最贵，每吨1300元左右；纸箱按照质量不同，每吨500元到900元不等；书本纸介于两者之间，每吨约700元。

　　废纸在这里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理、更为精细的分类，然后打包出售给造纸厂家。由于目前北京已经没有造纸厂，只能将废纸送往河北、天津以及山东等地，使本来就有几十家废纸收购站的市场上，又增加了更多运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