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 傅 力

　　那个年代已渐行渐远，现在我还会时常怀念那个曾属于我们的纯粹而平淡的岁月。

　　小时候在老家二屯过年，最难忘的就是和小伙伴们提着灯笼去捡炮仗。

　　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听到炮仗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小年一过，村里零零星星有了鞭炮声，我的心就痒痒了，像跟屁虫一样跟在父母身后，缠磨着要炮仗。因为我家是下放户，爸爸妈妈一年挣的工分往往不够，还要欠生产队里的钱，所以队里分红时父亲就一直蹲在旮旯里尴尬着。那个时候不懂事，不懂什么是下放户，看见别人家笑容满面地点着钞票，以为父亲和他们一样，也会把钞票装进了衣兜，其实父亲是在等社员们分完红，再去生产队长家去哀求着借支，然后带着大哥二哥，推着古老的单轮车去距离家30里地，那个曾经属于父母的城市去卖几天窖储的大白菜，卖完白菜后父亲拿这些可怜的血汗钱，购置些年货，当然还要为我们哥仨买几挂鞭炮，才能勉强度过这个难过的年关。

　　小伙伴们扳着指头盼过年，年还未到，就要急急地把灯笼准备停当。灯笼都是用废酒瓶自己用麻皮儿烧制的，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木质圆盘，上面安一颗尖钉，可插那种叫“磕头了”的儿童蜡烛。也有讲究些的人家，各种动物形状的纸灯笼，如鲤鱼形的、兔子形的等等。也有的人家就简简单单用薄一些的红纸糊一只，甚至连“磕头了”和蜡烛也舍不得买，就用墨水瓶做成小煤油灯放在灯笼内，而这样的油灯烟重，很容易将灯笼熏黑。大多数灯笼里的蜡烛都固定在底盘上，只有少数灯笼可以通过抽拉杆将笼底的蜡烛抽拉上来，这样更换蜡烛就方便多了，也安全多了——因为点放蜡烛时，如果未放稳当或被风一吹，灯笼最容易被燎着。

　　年三十晚上，父亲把用煤油灯做的灯笼挂在灯笼杆上，把买来的二踢脚（也叫双响子）和鞭炮摆在屋檐下，在八仙桌上摆上供品等待“接神”时刻的到来，子时一过，村里噼噼啪啪响起了爆竹声，父亲散披着棉袄点着了旺火，我们哥仨也开始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刻，跟着父亲燃放二踢脚和鞭炮，那时候的爆竹很少，但过年的气氛很浓，村子里散发着漫天的烟雾，家家户户的灯笼杆上挂着的红灯笼闪烁明亮，把小村照得红彤彤的，那种神秘的感觉一直难忘。

　　吃罢除夕的饺子，小伙伴们便提着灯笼出门了。村子里，聚集着很多等待捡炮仗的小伙伴，大家争先恐后地提着灯笼，拼命地疯跑，生怕自己落后，那些没响的炮仗让别人捡去了。灯笼在寒冷的大年夜里却变得星星点点，如萤火虫在黑夜里漫飞。有的灯笼低低地照着地面，照着提灯人迈动的脚步，但也能发现人的眼睛被映得发亮；提得高些的更能看到一张张红扑扑的冻红的脸庞。累了提着灯笼飘进一个院落，在屋子里暖和暖和，听那个会说书的赵爷爷讲“大八义”、“小八义”的故事，烤烤冻僵的小手，随后灯笼又都集中到村道上，一只只灯笼聚在一起亮成一片，把整个村庄都映照得光明灿亮。大街小巷烟雾弥漫，火药味呛鼻。可是小伙伴们并没有在意，仍然在硝烟里寻找，墙角旮旯，粪堆柴堆，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都不放过。在满地大红的纸屑中小心翼翼地搜寻着，不时拨开厚厚的纸屑，生怕遗漏。找到后，便欣喜地捡起，像得到一件珍宝一样先欣赏一番，再小心翼翼地放入袋中。小伙伴们找得很认真，很执著，东翻西找，你推我挤，吵吵嚷嚷，很是热闹，有时还为了一两枚炮仗发生争执。但过年这个神秘的节日化解了一切纠纷和恩怨，听大人讲，过年期间，说话要和气，尊敬师长，当然更不能骂人和干坏事了。我们二屯村有3个生产队200多户人家，五六趟街，小伙伴就这样无忧无虑在村子里提着灯笼奔跑着挨家挨户地捡拾着，运气好的，能捡到十几枚。

　　有了鞭炮，春节这几天就有了玩头，把小鞭炮拆开一把把的放在炕头自制的小木盒里，需要时再拿出来，或干脆装在衣兜里，想放的时候，掏出来就能劈劈啪啪的响；二踢脚大多是响过一声的，找出炮捻放好，还能响第二声；有时干脆把炮里的火药倒出来，装入空筒的炮筒里，捻上捻子，再做出一个新的二踢脚，当然炮的质量有瑕疵，可响起来也是蛮幸福的。有时把鞭炮放进门前的粪堆里、压在石头下或是半埋在沙土中，点燃炮捻，便飞速的跑开一段距离，停下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炮。听到啪的一声，一缕轻烟浮起，任务就完成了。

　　那个年代已渐行渐远，现在我还会时常怀念那个曾属于我们的纯粹而平淡的岁月，留恋那开心而贫穷的时光，但感到现在过年却没有了小时候的味道。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现在的孩子很难找到那样的欢乐时光，一晃40多年了，我还是难忘那提着灯笼去捡炮仗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