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

　　□ 袁跃兴

　　据近日媒体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增一个硕士专业方向——“文学创作”，并聘请格非、严歌苓、李洱等知名作家出任学生导师，莫言将担任导师组组长。此前，北大、复旦等名校也曾开设写作专业，而南京大学也一直有作家班招生，并且去年还引进了作家毕飞宇教授文学创作，但喊出“培养作家”的，北师大还是独一家。

　　这一新闻一经披露，引起众多文化媒体、作家和评论家的热议。人民日报微博转发《作家能否‘大学造’？》一文，提出疑问：“作家，真的可以通过大学来制造吗？”这颇代表了质疑和否定“大学培养作家”一派的看法。开设“文学创作”专业，并且“按照当代文学学术型硕士的标准招考和培养”作家，这有“闭门造车”的趋势。高校教学自有“适用边界”，其传承的是有限的、高度体系化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培养作家”的教育宣言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所以，不必对这种培养模式存太大希望，文学创作具有极其个性化的特征，作家是教不出来的。至于为什么高校培养作家“不切实际”，“作家是教不出来的”，这些质疑和反对的观点似乎仍未拿出让人信服的理由。

　　但是，还有人认为，虽然作家是无法定制培养出来的，但是任何一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却是可以定制培养出来的。这需要很多其他个性化因素的共同参与，比如，个人的禀赋、性格、人生机遇等等。这些杰出人物的成才，离不开优良的教育环境。天才的发挥，至少需要一个天才的自我发现和发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学习。写作天分不可教，这是共识。但后天培养，尤其是像高校这样平台的培养，对于写作尤有裨益。创意写作无法传授天分。教育传授的只是除开天分之外，靠训练能掌握的东西。创意写作教程能做到的是，帮助一个人在写作上入门，帮助入门者写得更好，帮助名家的创作在数量上更稳定。在当下中国最有实力的那批作家中，很多都曾受益于作家写作班或者写作课程，比如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都曾经在北师大中文系与中国作协属下的鲁迅文学院合作开设的作家研究生班学习过。“在文学写作教育方面，北师大做过很好的尝试。这个作家研究生班就是其一。如今开设‘文学创作’硕士专业方向，正是想要传承这种好的传统。”

　　这些不赞同质疑高校培养作家的观点，实际上是看到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基本规律，这就是一个作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内部的因素也需要外部的条件，有可控的因素也有不可控的因素，作家个人的人生际遇、生活经历、社会经验和时代历练，恰恰是不可控的因素，这些都是无法通过接受教育、通过教授来完成和获得的。有学者把上世纪80年代，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作家的成功，归因于在作家研究生班的学习，是未看到这些作家的人生际遇、生活经历、社会经验和时代历练这些最重要的因素，其实已经在进入高校之前便已有丰富深厚的积淀，这是他们写出优秀作品、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基础，而后天的教育只是起了孵化和催化的作用，没有这些因素和基础，写出优秀作品、成为优秀作家恐为奢想。所以，作家的成才和成长，接受教育乃至接受大学教育，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这正像在复旦大学主授此课的作家王安忆所说：“我也不以为作家是可教授的。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所能达到的。”所以，高校喊出“培养作家”这样的口号，引发很多疑问乃至反对则再自然不过了。

　　我们再看看世界文豪成长之路。歌德在介绍他的《少年维特》写作时，说自己是“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文学评论家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时说，托尔斯泰因为抱有对人生的真挚态度和关心人类苦恼的某种动机，而且，这些东西存在于他的心中，并通过作品流露于外，打动了万众心弦，这才有了托尔斯泰那些具有伟大价值的文学的问世。

　　由此可见，作家的文学写作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独特化的精神实践活动，作者的文学趣味、生活感悟、审美眼光和思想原则，都是写作者的个性化、自我化的表达，其文学中所蕴含的独特的灵魂、独特的精神状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没有任何人可以复制、教授，更不是通过文学教育就可获得。这是一般的文学写作的规律，也是文学留给我们的经验。基于此，笔者以为，高校“培养作家”可实验、尝试，但不能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