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革，中国参与全球要素资源分配和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极大拓展。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全球经贸合作需求逐渐加强，形式更为丰富。以对外援助开启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业务不断发展，内容日益丰富。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与对外投资渐次兴起、快速发展。外汇储备从短缺到能够满足对外投资需求，再到需要通过投资充分发挥作用。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更加主动参与全球经贸投资规则体系的重塑进程，围绕“一带一路”提出中国概念和愿景并积极推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中国梦、培育更多世界级跨国公司而持续努力。

　　跨国经营形式单零星热点常相联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结较为有限，经济实力和有效利用全球资源、市场的能力较弱。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外汇储备刚刚从个位数升至十位数，整整十年，中国外汇储备都没有超过100亿美元。1989年的外汇储备仅有55.50亿美元。有限的外汇储备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购买国外资源和设备、引进技术的能力，也使得对外投资管理十分严格。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业务以贸易出口和利用外资为重点，而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仍然延续了建国以来以对外援助带动相关企业“走出去”的做法，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成为跨国经营的主要形式，对外投资规模有限且较为零星。全球多数地区的开放度和市场购买力较低，仅有少数地区市场发育较为成熟，中国企业国际化刚刚起步，几种主要跨国经营形式均呈现地区和业务集中、国有企业是市场主要参与者等特点。

　　在二战后最严重经济危机、两次石油危机和两伊战争等冲击下，全球工程承包市场严重不景气，激烈的市场竞争打击了风光一时的韩国国际工程承包商。在相关政策指引下，中国承包商开始将市场从中东向亚洲、非洲国家转移，从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电站、糖厂和化肥厂等项目起步，为后来中国工程企业雄踞发电行业领先地位打下坚实基础。受交通运输不发达、全球范围劳务人员跨境提供服务尚未形成潮流等因素共同影响，劳务与工程、货物贸易联系较为紧密，承包项下的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是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主要形式，而中国承包设备出口公司、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和中国土木工程公司等数家国营公司成为率先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主力军。

　　成立于1982年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经国务院授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归口管理部门，并颁布了《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然而，受资源不足、能力较弱和选择范围有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在1979年~1989年的10年间，批准的境外非贸易企业总共只有645家。少数大型企业成为这一阶段对外投资的舞台主角，投资标的相对较小且对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撑力有限。由国务院在1979年批准设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动作频频，美、加、澳、港等经济较发达国家（地区）均成为中信对外投资的试验田。1986年，中信加拿大公司与加拿大鲍尔公司以50:50的股权比例共同收购了加拿大塞尔加纸浆厂。1988年，中化集团开始国际化经营试点，首钢也收购了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的股份。

　　拔剑四顾心茫然文化障碍成难关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市场活力快速释放，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企业更为活跃，开始考虑在更广范围内寻找发展的稳定支撑。尽管遭遇海湾战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强大稳定性和活力仍然支撑了企业走出国门的步伐。前期的积累使得中国外汇储备显著增加，自1990年达到110.93亿美元后，1996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1999年更达到1546.75亿美元。外汇储备对跨国经营的制约有所减弱，政府对跨国经营的管理有所放松，企业努力探索增强对资源的掌控能力。然而，企业主导权的增强也加剧了优胜劣汰的进程，面对完全陌生的市场和环境，勇于试水的企业不得不应对较大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行政松绑后，即便是具备较强实力的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依旧步履维艰。1992年，国务院批准扩大首钢、鞍钢、大庆等大型企业的投资立项权，授予其自主决定1000万美元以下的海外投资项目的权利。同年，首钢以1.2亿美元购买濒临倒闭的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权。通过生产组织、人力资源等方面优势的发挥，首钢投入资金修复、更新生产设备，使得已近瘫痪的秘鲁铁矿产量快速增长，1993年的产量就达到525.8万吨，比上年增长84.6%。但是，尽管首钢在社区建设、环境保护、职工福利等方面投入巨大，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不景气和文化的差异在随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给首钢带来巨大挑战。中国与秘鲁在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法律体系的不同、员工对首钢的不信任及罢工的频发，使得首钢这一保障上游资源供给的努力几近失败。事实上，尽管迄今已经过20余年的努力，秘鲁铁矿即便已经在生产、物流、本地化管理等诸多方面达到较好配合，罢工阴影仍然是其挥之不去的心病。

　　市场机制更为灵活。经主管部门的批准，从事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公司从1990年的91家迅速增至20世纪末的千余家，包括大型工贸集团、大型设计院、外贸公司等大量专业实体加入到对外承包工程行列，增强了对业主需求的服务能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全球工程和设计行业内承包项下派出仍是对外劳务合作的主体，但其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普通工人、技工和农民、海员、工程师、医师、护士和会计师等技能型劳务输出不断增加。对外劳务合作公司作为人员派出的主体，加强派出前培训。这一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具备全球范围成本优势，而相对较高的收入也吸引了相当规模的技能人员选择外派劳务工作。

　　战略得宜强国路入世成就新空间

　　20世纪末“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企跨国经营进入新阶段的明确标志。根据“走出去”战略，国家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为此，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更为宽松、规范，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通过信息引导和服务保障支撑企业以多种方式开拓国际市场的努力越来越多。加入WTO为中国融入世界、为保障企业利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因此得以更加从容地进入其他成员方市场，投资者的基本权益得以更加有效地保障，中国与全球联系更为紧密。外汇储备在2006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达到19460.30亿美元，外汇占款更多影响金融政策的灵敏性和有效性。中国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不仅具备资金实力，而且也逐渐变得急迫。

　　对外投资一举成为最为重要的跨国经营业务形式。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强烈，无论规模、行业、所有制、地域，中国先后超过诸多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来源国之一。2004年12月，联想宣布以12.5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IBM全球台式电脑和笔记本业务，完成了“蛇吞象”的跨国并购创举，将总部移至美国，成为全球个人电脑的主要提供商之一。10年后，联想又以23亿美元收购IBM的服务器资产，大幅提升了在服务器领域的国际地位。通过有效处理并购后的文化冲突，联想不仅扭转了IBM业务部的亏损，更安然应对其他厂商的竞争和消费端市场的疲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业领域愈发多元化，不仅广泛进入矿产和能源资源领域，也在服务业等产业形成更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把握市场发展机会，通过国际化大幅提高全球竞争力。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在经历了近20年快速增长后逐渐进入一个“平台期”，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增速下滑，新签合同额逐年减少，来自其他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承包商，与发达经济体的承包商分别从产业链低端和高端一起挤压中国企业空间，国内人力成本快速增长，对外承包业务吸引力下降。受此影响，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的竞争力被大幅削弱，地方政府为降低业务风险收紧了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管理，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在市场缝隙中艰难发展。

　　危机助拓欧美路把握机遇写新篇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上升通道，发达经济体所受冲击尤为直接、巨大、反复，全球经济格局由此产生剧烈调整。危机促进了“20国集团”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经济体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协同的措施，成功遏制了危机的第一波冲击。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欧债危机和财政紧缩引起欧元区的频频告急，主要发达市场需求萎缩通过国际市场供需传导至出口导向型发展中经济体，引发一波波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突破2万亿、3万亿和4万亿美元大关，对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的需求更强。在欧美经济受到大幅冲击时，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企业加快了跨国经营的步伐，开拓欧美市场的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部分缓解了欧美国家受危机冲击导致的资金不足困局。

　　发达经济体投资环境较为成熟，但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初级阶段仍多以发挥企业国内优势、寻求更多资源保障和更低生产制造成本为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投资标的企业价值下降、企业希望通过对外投资提升产业地位和影响力等因素共同作用，中国企业积极把握机遇，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市场的投资快速增长。美国、英国、德国都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东道国。万达先后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英国豪华游艇制造商圣汐公司、西班牙马德里竞技俱乐部（部分股份）；吉利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混凝土制造商普茨迈斯特；万向收购美国123电池公司……中国企业对欧美企业的并购广泛涉及各个行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走向欧美市场过程中也面临不少挑战，不少市场以所谓“国家安全”、反垄断和国有企业等为理由阻止中企投资的情况多次出现。受法律限制，中国企业曾多次出现未能真正实现其投资目的的情况。

　　危机应对初期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了比危机前更大的市场，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带来了更多机会。然而，随着危机进程的深入发展，各国政府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捉襟见肘，而持续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造成了企业未来收益的实际价值缩水。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发展出现新的特点。多样化的需求催生多种形式的对外劳务合作，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增强和国内平均收入的上升继续减少了劳务输出的供给量。对外劳务合作供需匹配的难度有所上升，对接双方需求，推动业务发展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更深入的市场开放。

　　一带一路中国梦大国责任不等闲

　　中国正站在承前启后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主要经济体出现历史罕见的货币政策异步，全球需求持续疲软，危机影响通过货物贸易传导至发展中经济体。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的重要挑战，环境约束不仅落在纸面的减排承诺上，更已经影响到外资的布局和国民的健康。面对依旧漫长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探索适应内外形势变化的机制与模式。增强对国际规则的制订权，推动跨国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和升级，对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培育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外投资管理的进一步简化事实上是向负面清单管理的重要转变。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努力，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动力，而且有利于帮助相关国家应对危机冲击，获得经济增长新的支撑点。在多边平台上推动发达经济体作出更大开放承诺，实现中国从防守为主向进攻并重的战略调整，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转型升级期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在区域经贸合作上以战略重点区域协同推进，有效实现利益链条更为紧密下的产业国际转移。加快与关键、重点、潜力较大国家和地区间的双边经贸合作，帮助企业增强资金、人力、技术、商品等各类要素资源的整合与配置能力，适应双方需求。中国需要适应在从资本的净流入国向净流出国转变的历史性变化，既要继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又要加强引导、积极鼓励“走出去”企业资本回流，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

　　对外承包工程也面临“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推进的重要机遇，沿线各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增长，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安排为传统业务发展创造空间，绿色发展拓展了改造和升级的需求。但是，在建筑服务总体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中国承包企业需要加快与国际巨头的合作，增强自身在技术、资金密集型领域的竞争力；加强与工程所在地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工程企业间合作，通过产业链升级和分工配置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减少与当地企业间的直接冲突。

　　服务贸易模式项下的自然人流动空间广泛，国家间人力资源供需在总量和结构上仍将处于较为不平衡的状态，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各阶段都需要更多人员跨境流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和满足国内消费者的升级需求也需要更为便利的跨境人员流动。通过协议促使各方保证人员流动合法权益，与东道国政府协同加强对境外中国人的领事保护，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适应业主需求加强有针对性的语言、技能培训，共同维护跨境自然人流动的秩序。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